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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采集、呈现、考古……文博人把AI用明白了

每日经济新闻 2023-05-22 22:25:03

每经记者 丁舟洋 杜蔚    每经编辑 刘林鹏 宋红 易启江    

游客终于能看乾隆曾使用的金瓯永固杯,独特的质感细腻可见——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故宫博物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上新”——两万件院藏文物高清数字影像全新发布。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唐韩滉五牛图》高清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点击数倍放大按钮,牛的睫毛清晰可见,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姿态真切生动。

乾隆每逢跨年之际都会使用的金瓯永固杯,是清宫内不多见的帝王专用饮酒器,也被清代帝王视为珍贵的祖传器物。高清放大下,精湛的工艺与独特的质感细腻可见。

这些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打开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的公开网页,就可随时随地高清放大观摩线下参观中看不到的细节。

数字化打开全新文物世界,不仅能看,还能沉浸式体验。

敦煌研究院上新的“数字藏经洞”,是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公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洞窟里的壁画、彩塑和碑文等细节,还可以通过人物角色扮演,“穿越”到4个不同时段,与洪辩法师等8位历史人物互动,“亲历”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所有的过去,皆是未来!因为一座博物馆、一处文化遗址而来到一座城,文博因数字化的深度参与“活起来”又“火起来”。

“进宫”拍文物前后六年,《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六百年》纪录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发现,“故宫人们”对数字化的心态之开放。

梁君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大家不能只是守着它,还要让它参与到每个不同的时代中去。”

文物无声,甚至注定消亡在时间的长河中,中国一代代文物人们却在倾心保护为之铸刻数字编码,它们以数字虚拟的方式永远储存于中华文明的基因库里,告诉你“何以中国”。

敦煌莫高窟塑像三维数据采集工作现场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供图

数字化采集

为脆弱的莫高窟,建永久保存历史档案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活。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这是余秋雨对敦煌莫高窟的描述。

然而这样壮阔的生命,却在不可避免地缓慢消逝。

“敦煌石窟文物非常脆弱,壁画绘制在泥质地仗上,敦煌研究院采取各种科技手段保护它,留存人类文化瑰宝,延长文物寿命”。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环境,温湿度变化,都会影响石窟中壁画、彩塑。自然规律平等地加诸于万事万物,莫高窟亦是不可再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出差时,看到有人在一个很厚的笔记本电脑前看照片,看完后就关上了电脑。“樊院长忍不住问他,你这照片不会丢吗?对方说,这是数字的东西,这次关上,下次还可以把它打开。樊院长敏锐地感受到,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永久保存的历史档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中了解到敦煌文物数字化的起源。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已有一百多人的专业团队。

据丁小胜介绍,对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拍张照那么简单。“文物在变化,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地把所有信息全部获取下来,这个工作是带有抢救性的。”

现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数据采集已从二维拓展到三维。不仅要高保真记录壁画信息,还要获取精准的空间结构信息。目前已经完成了莫高窟290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44身彩塑的三维重建等多元化的文物数字化成果,而这个工作还在继续。

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普通公众想象的拍张照这么简单的事情。

“敦煌石窟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在壁面前架设轨道,形成一个壁面平行面,进行逐格逐行分幅拍摄,最后融合处理成一整幅壁画图像。但实际上有很多复杂情况,比如有的洞窟空间狭窄,正常设备无法布置,怎么完成采集?”狭窄空间,只是数字化团队在洞窟数据采集中遇到的挑战之一,还有被烟熏过的壁画,曲面或反光的壁画……“一套技术或设备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使用针对性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解决。”

数字化呈现

把全流域、全时段的大运河,搬进博物馆

一条大运河,千年江南兴。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孕育了灿烂的运河文明。淌淌流过的运河,犹如“大地的史诗”诉说古往今来。

高科技数字化,把全流域、全时段的大运河搬进博物馆成为现实。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虽然有2万平米的展馆,但跟大运河2700公里的长度比起来,所能表现的内容极其有限,因为沿岸有58个遗产点,还有1000多个非遗,要在博物馆里面展出是不可能的。但是借用数字化,就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中运博副馆长徐飞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是文博单位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这个面向公众开放还不到两年的博物馆,是博物馆业界公认的“沉浸式体验天花板”,也是吸引游客打卡游览的网红博物馆。

顺着各个朝代的船模慢慢前行,观众们来到一个被环形银幕包围的大型复原古船,站在甲板上,流水哗啦,两岸景象游移,犹如身临其境地行舟于古代大运河之上。这是中运博“运河上的舟楫”一馆,徐飞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是博物馆中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馆。“25台投影机营造虚拟现实的效果,周围的虚拟景象都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和一般的娱乐节目有很大的区别。”

“现在对于数字化的需求很多人弄颠倒了,成了数字化为依托,然后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往上填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徐飞指出,“数字化企业要服务于我们的文博场所,而不是文博场所被他们牵着走,必须由我们来主导才行,数字化应该服从于文化历史的需求。”

桥梁、大型铁器、巨型石刻……大运河沿岸散布了诸多不可移动的文物和遗址,也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搬迁”到了中运博。

徐飞以一号展厅的两个巨型南朝石刻为例道,“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角度,六朝石刻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不可以搬迁的。但我们先对它进行三维数据的采集,然后3D打印,最后把它‘轻质搬运’到展厅里。”

所谓的“轻质”,是因为南朝石刻很重,但在3D打印时可以内部空心,“外部由玻璃钢做成,最外层采用石刻质感装饰。它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信息几乎跟六朝石刻没有太大区别,达到了把历史文化的信息展现给观众的目的。”

在徐飞看来,数字化为文物保护和展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数字化产品也能达到宣传文物本体的作用。最重要的事,减少观众接触文物本体的频次,对文物保护至关重要。”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数字化展览 中运博副馆长徐飞供图

数字化考古

文物缺失的信息,或通过AI在某地找到

三星堆文明鲜明的地方特征,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丰富性的生动实例。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先生曾说:“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于文物而言,数字化的应用帮它们抵御了自然,也帮它们对抗了时间。在这个方面,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科技考古的领头军。

“考古是门科学,不能死脑子,既要动手去发掘保护它,还动手去传播发扬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发展数字化。数字化的应用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便于高清晰记录和后续反复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图像是记录考古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三星堆的数字化始于数码相机代替胶片相机。

“我们考古的所有信息都需要记录,文物与遗迹是共生关系,所以有些文物刚发掘出来就没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利用数字就能够很好地把它永久记录下来。”

随着画面像素不断增大,三星堆遗址对文物的记录信息越来越清楚,研究者也看到了更多细节。“文物的钥匙要么在库房,要么在展览场。借助数字,全球的文物专家都可以冲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随时来研究观摩三星堆文物。”唐飞表示。

时至今日,唐飞还活跃在一线的考古现场,他也曾参与过金沙遗址的挖掘,“数字化是文物的千里眼,更是放大镜和显微镜。”

唐飞以象牙雕刻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举例道,头发丝般的雕刻,用肉眼观察十分平淡,但在“放大镜”下,就能看到从哪里开始雕刻、雕刻的顺序以及雕刻过程中用到的方法。“数字化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物的铸造方法、模制方法等,甚至还能看到以前加工制造时留下一些痕迹。”

“文物的修复保护和后期研究也需要数字来辅助。”唐飞表示,以前文物修复,首先要把各类碎片一块块分类,然后拼起来进行物理加固,比如青铜器碎片,得先融化了再接,这当中难以避开一些危险动作,造成文物的破坏。“数字化下,文物可以进行模拟修复,能直接形成三维图,指导修复师每一块碎片的位置关系,进而完成文物的整体修复。”

ChatGPT的出现,让唐飞十分欣喜,他认为AI具备的强大记忆功能将助力文物修复开启新的里程碑。“如果一个陶器、瓷器碎成30多片,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快速拼起来,但如果是3000片、3万片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肯定不如AI。因为,每一个碎片的形状都不一样,修复师的学习能力也各不相同。”

考古挖掘现场,往往是几十万块无序的碎片散落四处,唐飞直言,“修复师的工作量巨大且工作效率不高。一个熟练的技工,大概需要一周才能拼出一个器物。”

自去年开始,三星堆与科技公司开展了合作,希望使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助力考古科研和文物的数字研究,并建立三星堆遗址考古数据数字档案。

“AI学习能力很强,只要你投喂给它足够丰富的东西。未来AI将考古现场几十万块的碎片全部扫描后,进行器物的重塑,肯定比人快。”唐飞希望,三星堆遗址的科技考古试验田,以后也能应用到国内其他文博遗址中,“也许在未来,我们三星堆文物缺失的碎片或信息,通过AI还能在河南某个地方找寻回来。”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清理顶坛人像 三星堆遗址供图

数字化文博

科技和文物不冰冷,文博因人熠熠生辉

数字作舟,文化铸魂。今年全国两会,“数字经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被提及。如何筑牢数字底座,让携带着中华文化基因的文物们,通过新的方式焕发活力,是一道属于文博人的时代命题。

要说数字化的效益,徐飞深有感触。

中运博打造耗资21亿元,让外界认为“烧钱”才能出精品。徐飞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重金打造,关键看打造出来的博物馆会不会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以及这个社会效益打造出来后,能否转成经济效益。“今年没有疫情影响,中运博大概可以有250万观众,粗略估算将给扬州带来13亿元到15亿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收入。”

“现在绝大多数博物馆免费开放,我觉得是个非常明智的举措。”徐飞认为,收门票对博物馆来讲有经济提升,但对整个城市的经济未必有太大的带动。“为了参观博物馆来访问你们城市的观众,成几何倍数地提高以后,博物馆对城市GDP的推动将远远大于门票带来的收入。”

在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采集团队中,“80后”“90后”占到80%以上,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文物数字化工作,具有科技与艺术、科技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特性,并不只是单一的技术集成,文物数字化团队在饱含深情地用“永久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永续利用”数字化成果资源。

文物因人熠熠生辉,非遗和文化也一定要靠人来传播。

在拍故宫之前,故宫对梁君健而言是旅游景点、是文化遗址。而在他将镜头对准守护故宫的文博人之后,故宫在梁君健心中的形象具体而鲜亮了起来。

梁君健深切地感到,故宫是由人组成的,也是由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故宫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研究者,因为他们,赋予了一个静止建筑的生命力。

在梁君健看来,读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重要时刻,是因为人的故事和人的精神,历史才有它的价值。“放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个个人就是一朵浪花,每条河流不缺任何一朵浪花。但同时,历史实际上又都是由这些浪花构成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 者 手 记

文博人除肩负守护责任,也要探索创新式传播

今年上半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98天的展期,观展人数超42万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超过4200人次走进展厅,刷新了中国博物馆收费特展的人数纪录。

近年来,大众对逛博物馆、看文物精品的诉求从未退热。一票难求、门庭若市成为文博景点的日常。博物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列为出游计划中的必选项。

文博热折射出现在整体的社会思潮——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历史寻根的需求。这一代代看似寂寞的文博人们,肩负着守护文博的责任,也必须探索创新式传播的问题。这需要坚守,更需要智慧。

封面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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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终于能看乾隆曾使用的金瓯永固杯,独特的质感细腻可见——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故宫博物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上新”——两万件院藏文物高清数字影像全新发布。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唐韩滉五牛图》高清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点击数倍放大按钮,牛的睫毛清晰可见,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姿态真切生动。 乾隆每逢跨年之际都会使用的金瓯永固杯,是清宫内不多见的帝王专用饮酒器,也被清代帝王视为珍贵的祖传器物。高清放大下,精湛的工艺与独特的质感细腻可见。 这些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打开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的公开网页,就可随时随地高清放大观摩线下参观中看不到的细节。 数字化打开全新文物世界,不仅能看,还能沉浸式体验。 敦煌研究院上新的“数字藏经洞”,是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公众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洞窟里的壁画、彩塑和碑文等细节,还可以通过人物角色扮演,“穿越”到4个不同时段,与洪辩法师等8位历史人物互动,“亲历”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所有的过去,皆是未来!因为一座博物馆、一处文化遗址而来到一座城,文博因数字化的深度参与“活起来”又“火起来”。 “进宫”拍文物前后六年,《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六百年》纪录片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发现,“故宫人们”对数字化的心态之开放。 梁君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大家不能只是守着它,还要让它参与到每个不同的时代中去。” 文物无声,甚至注定消亡在时间的长河中,中国一代代文物人们却在倾心保护为之铸刻数字编码,它们以数字虚拟的方式永远储存于中华文明的基因库里,告诉你“何以中国”。 敦煌莫高窟塑像三维数据采集工作现场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供图 数字化采集 为脆弱的莫高窟,建永久保存历史档案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活。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这是余秋雨对敦煌莫高窟的描述。 然而这样壮阔的生命,却在不可避免地缓慢消逝。 “敦煌石窟文物非常脆弱,壁画绘制在泥质地仗上,敦煌研究院采取各种科技手段保护它,留存人类文化瑰宝,延长文物寿命”。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胜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环境,温湿度变化,都会影响石窟中壁画、彩塑。自然规律平等地加诸于万事万物,莫高窟亦是不可再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出差时,看到有人在一个很厚的笔记本电脑前看照片,看完后就关上了电脑。“樊院长忍不住问他,你这照片不会丢吗?对方说,这是数字的东西,这次关上,下次还可以把它打开。樊院长敏锐地感受到,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永久保存的历史档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中了解到敦煌文物数字化的起源。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工作现在已有一百多人的专业团队。 据丁小胜介绍,对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拍张照那么简单。“文物在变化,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地把所有信息全部获取下来,这个工作是带有抢救性的。” 现在,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数据采集已从二维拓展到三维。不仅要高保真记录壁画信息,还要获取精准的空间结构信息。目前已经完成了莫高窟290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44身彩塑的三维重建等多元化的文物数字化成果,而这个工作还在继续。 莫高窟壁画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普通公众想象的拍张照这么简单的事情。 “敦煌石窟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的范畴,从理论上讲,在壁面前架设轨道,形成一个壁面平行面,进行逐格逐行分幅拍摄,最后融合处理成一整幅壁画图像。但实际上有很多复杂情况,比如有的洞窟空间狭窄,正常设备无法布置,怎么完成采集?”狭窄空间,只是数字化团队在洞窟数据采集中遇到的挑战之一,还有被烟熏过的壁画,曲面或反光的壁画……“一套技术或设备解决不了所有问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使用针对性的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解决。” 数字化呈现 把全流域、全时段的大运河,搬进博物馆 一条大运河,千年江南兴。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孕育了灿烂的运河文明。淌淌流过的运河,犹如“大地的史诗”诉说古往今来。 高科技数字化,把全流域、全时段的大运河搬进博物馆成为现实。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以下简称‘中运博’)虽然有2万平米的展馆,但跟大运河2700公里的长度比起来,所能表现的内容极其有限,因为沿岸有58个遗产点,还有1000多个非遗,要在博物馆里面展出是不可能的。但是借用数字化,就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中运博副馆长徐飞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是文博单位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 这个面向公众开放还不到两年的博物馆,是博物馆业界公认的“沉浸式体验天花板”,也是吸引游客打卡游览的网红博物馆。 顺着各个朝代的船模慢慢前行,观众们来到一个被环形银幕包围的大型复原古船,站在甲板上,流水哗啦,两岸景象游移,犹如身临其境地行舟于古代大运河之上。这是中运博“运河上的舟楫”一馆,徐飞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是博物馆中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馆。“25台投影机营造虚拟现实的效果,周围的虚拟景象都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和一般的娱乐节目有很大的区别。” “现在对于数字化的需求很多人弄颠倒了,成了数字化为依托,然后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往上填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徐飞指出,“数字化企业要服务于我们的文博场所,而不是文博场所被他们牵着走,必须由我们来主导才行,数字化应该服从于文化历史的需求。” 桥梁、大型铁器、巨型石刻……大运河沿岸散布了诸多不可移动的文物和遗址,也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搬迁”到了中运博。 徐飞以一号展厅的两个巨型南朝石刻为例道,“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角度,六朝石刻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不可以搬迁的。但我们先对它进行三维数据的采集,然后3D打印,最后把它‘轻质搬运’到展厅里。” 所谓的“轻质”,是因为南朝石刻很重,但在3D打印时可以内部空心,“外部由玻璃钢做成,最外层采用石刻质感装饰。它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信息几乎跟六朝石刻没有太大区别,达到了把历史文化的信息展现给观众的目的。” 在徐飞看来,数字化为文物保护和展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数字化产品也能达到宣传文物本体的作用。最重要的事,减少观众接触文物本体的频次,对文物保护至关重要。”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数字化展览中运博副馆长徐飞供图 数字化考古 文物缺失的信息,或通过AI在某地找到 三星堆文明鲜明的地方特征,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丰富性的生动实例。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先生曾说:“如果没有对古蜀文明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 于文物而言,数字化的应用帮它们抵御了自然,也帮它们对抗了时间。在这个方面,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科技考古的领头军。 “考古是门科学,不能死脑子,既要动手去发掘保护它,还动手去传播发扬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发展数字化。数字化的应用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便于高清晰记录和后续反复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图像是记录考古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三星堆的数字化始于数码相机代替胶片相机。 “我们考古的所有信息都需要记录,文物与遗迹是共生关系,所以有些文物刚发掘出来就没了,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利用数字就能够很好地把它永久记录下来。” 随着画面像素不断增大,三星堆遗址对文物的记录信息越来越清楚,研究者也看到了更多细节。“文物的钥匙要么在库房,要么在展览场。借助数字,全球的文物专家都可以冲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随时来研究观摩三星堆文物。”唐飞表示。 时至今日,唐飞还活跃在一线的考古现场,他也曾参与过金沙遗址的挖掘,“数字化是文物的千里眼,更是放大镜和显微镜。” 唐飞以象牙雕刻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举例道,头发丝般的雕刻,用肉眼观察十分平淡,但在“放大镜”下,就能看到从哪里开始雕刻、雕刻的顺序以及雕刻过程中用到的方法。“数字化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文物的铸造方法、模制方法等,甚至还能看到以前加工制造时留下一些痕迹。” “文物的修复保护和后期研究也需要数字来辅助。”唐飞表示,以前文物修复,首先要把各类碎片一块块分类,然后拼起来进行物理加固,比如青铜器碎片,得先融化了再接,这当中难以避开一些危险动作,造成文物的破坏。“数字化下,文物可以进行模拟修复,能直接形成三维图,指导修复师每一块碎片的位置关系,进而完成文物的整体修复。” ChatGPT的出现,让唐飞十分欣喜,他认为AI具备的强大记忆功能将助力文物修复开启新的里程碑。“如果一个陶器、瓷器碎成30多片,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快速拼起来,但如果是3000片、3万片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肯定不如AI。因为,每一个碎片的形状都不一样,修复师的学习能力也各不相同。” 考古挖掘现场,往往是几十万块无序的碎片散落四处,唐飞直言,“修复师的工作量巨大且工作效率不高。一个熟练的技工,大概需要一周才能拼出一个器物。” 自去年开始,三星堆与科技公司开展了合作,希望使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助力考古科研和文物的数字研究,并建立三星堆遗址考古数据数字档案。 “AI学习能力很强,只要你投喂给它足够丰富的东西。未来AI将考古现场几十万块的碎片全部扫描后,进行器物的重塑,肯定比人快。”唐飞希望,三星堆遗址的科技考古试验田,以后也能应用到国内其他文博遗址中,“也许在未来,我们三星堆文物缺失的碎片或信息,通过AI还能在河南某个地方找寻回来。” 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清理顶坛人像三星堆遗址供图 数字化文博 科技和文物不冰冷,文博因人熠熠生辉 数字作舟,文化铸魂。今年全国两会,“数字经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被提及。如何筑牢数字底座,让携带着中华文化基因的文物们,通过新的方式焕发活力,是一道属于文博人的时代命题。 要说数字化的效益,徐飞深有感触。 中运博打造耗资21亿元,让外界认为“烧钱”才能出精品。徐飞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重金打造,关键看打造出来的博物馆会不会有巨大的社会效益,以及这个社会效益打造出来后,能否转成经济效益。“今年没有疫情影响,中运博大概可以有250万观众,粗略估算将给扬州带来13亿元到15亿元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收入。” “现在绝大多数博物馆免费开放,我觉得是个非常明智的举措。”徐飞认为,收门票对博物馆来讲有经济提升,但对整个城市的经济未必有太大的带动。“为了参观博物馆来访问你们城市的观众,成几何倍数地提高以后,博物馆对城市GDP的推动将远远大于门票带来的收入。” 在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采集团队中,“80后”“90后”占到80%以上,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文物数字化工作,具有科技与艺术、科技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特性,并不只是单一的技术集成,文物数字化团队在饱含深情地用“永久保存”人类的文化遗产,“永续利用”数字化成果资源。 文物因人熠熠生辉,非遗和文化也一定要靠人来传播。 在拍故宫之前,故宫对梁君健而言是旅游景点、是文化遗址。而在他将镜头对准守护故宫的文博人之后,故宫在梁君健心中的形象具体而鲜亮了起来。 梁君健深切地感到,故宫是由人组成的,也是由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故宫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研究者,因为他们,赋予了一个静止建筑的生命力。 在梁君健看来,读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重要时刻,是因为人的故事和人的精神,历史才有它的价值。“放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个个人就是一朵浪花,每条河流不缺任何一朵浪花。但同时,历史实际上又都是由这些浪花构成的,每一滴水、每一朵浪花都是不可或缺的。” 记者手记 文博人除肩负守护责任,也要探索创新式传播 今年上半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98天的展期,观展人数超42万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超过4200人次走进展厅,刷新了中国博物馆收费特展的人数纪录。 近年来,大众对逛博物馆、看文物精品的诉求从未退热。一票难求、门庭若市成为文博景点的日常。博物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列为出游计划中的必选项。 文博热折射出现在整体的社会思潮——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历史寻根的需求。这一代代看似寂寞的文博人们,肩负着守护文博的责任,也必须探索创新式传播的问题。这需要坚守,更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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