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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准备好了

每日经济新闻 2016-09-01 02:14:24

在旧有增长机制乏力,新动力、新机制孕育之际,G20杭州峰会成为新旧动力转换节点。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峰会东道主——中国为世界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尤为引人关注。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冯彪    

中国代言:发展中国家需更多话语权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每经记者 冯彪

在旧有增长机制乏力,新动力、新机制孕育之际,G20杭州峰会成为新旧动力转换节点。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峰会东道主——中国为世界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尤为引人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已多次参与G20相关会议。在王文看来,中国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进了G20,赋予G20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的G20方案能否直达“病灶”,助力全球发展?《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王文,跟随他的经历和见解,倾听“中国好声音”。

峰会与普通人息息相关

NBD:首先问一个轻松的话题,G20这种高大上的全球顶级会议,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何关系?

王文:G20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举个例子,现在每年约有1.5亿人次的中国人出国。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我们都不能直接拿人民币消费,必须先兑换当地的货币。去年在土耳其,美元兑换土耳其里拉的比价大约是1:3,按照这个比例,兑换1土耳其里拉大概需要人民币2元多。但实际上,在土耳其,你要用3.5元多人民币才能换1里拉。若想减少损失,就要先用人民币兑换美元,再用美元去换其他货币。

这种现象是因为人民币并没有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真正的认可,而这正需要通过G20层面的协调才能解决。如果上述情况得到改善,人民币在整个兑换过程中就会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提高交易效率。另外,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对资本流向进行高度监管等议题,都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

NBD:G20领导人峰会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走来,那么这8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有哪些变化,当前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王文:尽管世界经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但是仍然复苏乏力,全球经济正面临“新增长陷阱”。

在经济低增速之下,原来单纯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老路越走越窄,效果不断递减,主要经济体政策明显分化,难以形成合力,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构建开放型经济任重道远。而且,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货币、财政、粮食、能源、气候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低增长、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有增无减。

但是当前的机遇也很明显,那就是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目前正是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当然,释放新动能的潜力,也需要G20这样级别的全球治理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

NBD:您多次参与G20相关会议,这次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王文:我认为本届峰会的亮点之一就是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G20议题。以前,G20更多地在讲“增长”与经济、金融的关系,而“发展”则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减贫或者社会、环境议题联系在一起。这次G20杭州峰会,发展将成为焦点,议题也更关注整体的、包容性的发展,包括能源获取、粮食安全与营养、人力资源发展、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普惠金融以及国内资源要素流动。这次峰会把可持续发展置于核心。“增长”已被重新定义为“发展”的一个子集。

第二个亮点体现在G20机制的突破。例如以前G20的贸易部长只能在WTO框架下沟通协调,今年中国开创了G20贸易部长年度会晤机制化,大国协调贸易制度对于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将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在G20框架下,能源部长、就业部长、农业部长的定期会晤也在今年实现了机制化。另外,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G20峰会,这也堪称本届峰会的一大亮点。

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新引擎

NBD:在中国的邀请下,本届峰会创下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纪录,这是否透露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又反映出中国主办G20峰会的何种思路?

王文: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他们需要更多的话语权,G20杭州峰会正是发展中国家集中亮相的一次机会。

为办好G20杭州峰会,形成代表最广泛意见的共识,中国不仅同G20成员和国际组织频繁交流,还同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展对话,特别是其中的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在中国主办的这次G20峰会已经是加强版的G20,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意味着中国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G20,实际上是增加了G20的代表性,这也是实现G20目标的中国方案之一,体现了中国的确是在为发展中国家代言。

NBD:中国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全球经济复苏有哪些贡献?中国又能为全球经济提供哪些方案?

王文:中国是全球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过去几年,各国走出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和刺激需求,这种周期性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去年,在经济增速放缓之下,中国没有选择强刺激的路子,而是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结构性改革已基本取得各国共识,开创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篇章。

NBD:那我们该如何理解今年峰会的主题?

王文:“创新”是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包括创新科技、创新经济以及创新体系。“活力”是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联动”是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促进贸易与投资。“包容”是指包容性增长,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球,促进公平公正,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

事实上,此次G20峰会的主题与“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十三五”规划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这些新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全球共识。

数字普惠金融是全球大趋势 应该输出中国经验

专访网信集团CEO、中国央行研究局G20数字普惠金融专家组专家 盛佳

◎每经记者 朱丹丹

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普惠金融首次被列为G20峰会重要议题之一。

G20为何会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议题?如何理解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展开有效监管?又该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中寻找平衡?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网信集团CEO盛佳。

网信集团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践行者,而盛佳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G20数字普惠金融专家组专家,同时也是本次B20(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中小企业发展”议题组成员。

数字普惠金融缘何成议题

NBD: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俨然成为新的“热词”。G20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议题,其背景是什么?

盛佳:普惠金融不是个新名词,具体来说,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控的风险程度和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重点服务对象包括: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居民、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这次在普惠金融前面加了“数字”,很符合时代特点,因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来提升。更进一步说,数字就像是普惠金融的动力和翅膀,能够推动普惠金融飞速发展。

最早提出普惠金融概念的,是在孟加拉创办“格莱珉银行”的尤努斯教授。现在由于数字经济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NBD:在7月24日发表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通过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您怎么理解这个高级原则?

盛佳:高级原则的制定恰恰与我国金融改革步伐及金融行业发展所倡导的普惠原则相一致。这一高级原则得到了许多非G20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希望能够填补这一重点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

具体来说,共包含八项主要原则,提倡用数字技术来推广普惠金融,我个人认为每条原则都很关键。比如,创新与风险要有个平衡这一原则,在做普惠金融的时候,如何去平衡技术创新和风险是每个环节都要考虑的问题;监管框架方面,监管往往滞后于创新与实践,怎么提供一个既鼓励发展又能够适度监管的环境。此外,对于提供普惠金融业务的从业者来说,要负起责任,因为它要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账户的安全等。

监管政策需循序渐进

NBD: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您认为还有哪些难题需要解决?

盛佳:首先,我们的基础架构还不够,比如通信设备、技术架构的普及,网络及新的支付手段的普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用户对数字普惠金融还很不熟悉。任何一个金融服务,都可能需要很长的周期,让用户能够充分地了解认识其中的风险、可能存在的欺诈、产品的性质等。再次,监管的政策也需要完善和成熟的过程。最后,数字科技水平的日益进步,对从业者也是个挑战,要求从业者时刻跟随创新的步伐并防范风险。

数字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经历上述诸多困难,这中间自然也会积累丰富的经验。中国应该输出这些经验,将基础架构、金融机构职能、政府监管政策、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变革历程,总结成经验和教训在国际间共享。

NBD:您认为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有效的监管?又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盛佳:回顾金融监管的历程可以发现,由于监管成本和技术等因素,监管往往会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因此,监管措施应当在保护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寻求有效平衡。目前,针对数字普惠金融最急需的是制定可实现的、适度的、可测的、合规成本低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能反映出市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相关风险,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作为从业者,希望监管层多跟我们沟通,尽可能地到一线了解实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政策也需要循序渐进逐渐成熟完善。

此外,还要寻求创新、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以用户的利益为导向,既提升用户的体验和效率,同时又保护数据和账户的安全。总的来说,要平衡创新和风险,最后再回到用户本身,做到效率更高、风险更低。

G20杭州峰会将是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G20峰会。

老挝、乍得及塞内加尔将分别作为东盟、非盟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轮值主席国参会,哈萨克斯坦和埃及将作为“特邀嘉宾”参会,中方还邀请2016年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参会。这一切,使得本届G20峰会有着空前浓厚的“发展”味道。

与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

八年来,中国出席了G20历次峰会,多次呼吁G20各方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着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如今,中国邀请多方嘉宾齐聚杭州,更是对与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的最好写照。

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

对G20来说,2016年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开局之年,“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成为今年杭州峰会的主要预期成果之一,这就要求G20峰会需要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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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言:发展中国家需更多话语权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每经记者冯彪 在旧有增长机制乏力,新动力、新机制孕育之际,G20杭州峰会成为新旧动力转换节点。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峰会东道主——中国为世界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尤为引人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已多次参与G20相关会议。在王文看来,中国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进了G20,赋予G20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的G20方案能否直达“病灶”,助力全球发展?《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王文,跟随他的经历和见解,倾听“中国好声音”。 峰会与普通人息息相关 NBD:首先问一个轻松的话题,G20这种高大上的全球顶级会议,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何关系? 王文:G20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息息相关。举个例子,现在每年约有1.5亿人次的中国人出国。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我们都不能直接拿人民币消费,必须先兑换当地的货币。去年在土耳其,美元兑换土耳其里拉的比价大约是1:3,按照这个比例,兑换1土耳其里拉大概需要人民币2元多。但实际上,在土耳其,你要用3.5元多人民币才能换1里拉。若想减少损失,就要先用人民币兑换美元,再用美元去换其他货币。 这种现象是因为人民币并没有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真正的认可,而这正需要通过G20层面的协调才能解决。如果上述情况得到改善,人民币在整个兑换过程中就会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提高交易效率。另外,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对资本流向进行高度监管等议题,都对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 NBD:G20领导人峰会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走来,那么这8年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有哪些变化,当前又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王文:尽管世界经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但是仍然复苏乏力,全球经济正面临“新增长陷阱”。 在经济低增速之下,原来单纯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老路越走越窄,效果不断递减,主要经济体政策明显分化,难以形成合力,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构建开放型经济任重道远。而且,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货币、财政、粮食、能源、气候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低增长、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有增无减。 但是当前的机遇也很明显,那就是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目前正是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当然,释放新动能的潜力,也需要G20这样级别的全球治理机制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 NBD:您多次参与G20相关会议,这次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王文:我认为本届峰会的亮点之一就是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纳入G20议题。以前,G20更多地在讲“增长”与经济、金融的关系,而“发展”则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减贫或者社会、环境议题联系在一起。这次G20杭州峰会,发展将成为焦点,议题也更关注整体的、包容性的发展,包括能源获取、粮食安全与营养、人力资源发展、高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普惠金融以及国内资源要素流动。这次峰会把可持续发展置于核心。“增长”已被重新定义为“发展”的一个子集。 第二个亮点体现在G20机制的突破。例如以前G20的贸易部长只能在WTO框架下沟通协调,今年中国开创了G20贸易部长年度会晤机制化,大国协调贸易制度对于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将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在G20框架下,能源部长、就业部长、农业部长的定期会晤也在今年实现了机制化。另外,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G20峰会,这也堪称本届峰会的一大亮点。 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新引擎 NBD:在中国的邀请下,本届峰会创下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纪录,这是否透露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又反映出中国主办G20峰会的何种思路? 王文:2015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他们需要更多的话语权,G20杭州峰会正是发展中国家集中亮相的一次机会。 为办好G20杭州峰会,形成代表最广泛意见的共识,中国不仅同G20成员和国际组织频繁交流,还同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开展对话,特别是其中的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可以说,在中国主办的这次G20峰会已经是加强版的G20,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意味着中国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G20,实际上是增加了G20的代表性,这也是实现G20目标的中国方案之一,体现了中国的确是在为发展中国家代言。 NBD:中国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全球经济复苏有哪些贡献?中国又能为全球经济提供哪些方案? 王文:中国是全球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过去几年,各国走出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和刺激需求,这种周期性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但是去年,在经济增速放缓之下,中国没有选择强刺激的路子,而是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结构性改革已基本取得各国共识,开创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篇章。 NBD:那我们该如何理解今年峰会的主题? 王文:“创新”是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包括创新科技、创新经济以及创新体系。“活力”是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联动”是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促进贸易与投资。“包容”是指包容性增长,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球,促进公平公正,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 事实上,此次G20峰会的主题与“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十三五”规划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这些新发展理念正在成为全球共识。 数字普惠金融是全球大趋势应该输出中国经验 专访网信集团CEO、中国央行研究局G20数字普惠金融专家组专家盛佳 ◎每经记者朱丹丹 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普惠金融首次被列为G20峰会重要议题之一。 G20为何会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议题?如何理解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展开有效监管?又该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中寻找平衡?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网信集团CEO盛佳。 网信集团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践行者,而盛佳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G20数字普惠金融专家组专家,同时也是本次B20(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中小企业发展”议题组成员。 数字普惠金融缘何成议题 NBD:今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俨然成为新的“热词”。G20将数字普惠金融纳入议题,其背景是什么? 盛佳:普惠金融不是个新名词,具体来说,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控的风险程度和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重点服务对象包括: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居民、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这次在普惠金融前面加了“数字”,很符合时代特点,因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来提升。更进一步说,数字就像是普惠金融的动力和翅膀,能够推动普惠金融飞速发展。 最早提出普惠金融概念的,是在孟加拉创办“格莱珉银行”的尤努斯教授。现在由于数字经济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 NBD:在7月24日发表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通过了由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您怎么理解这个高级原则? 盛佳:高级原则的制定恰恰与我国金融改革步伐及金融行业发展所倡导的普惠原则相一致。这一高级原则得到了许多非G20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希望能够填补这一重点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 具体来说,共包含八项主要原则,提倡用数字技术来推广普惠金融,我个人认为每条原则都很关键。比如,创新与风险要有个平衡这一原则,在做普惠金融的时候,如何去平衡技术创新和风险是每个环节都要考虑的问题;监管框架方面,监管往往滞后于创新与实践,怎么提供一个既鼓励发展又能够适度监管的环境。此外,对于提供普惠金融业务的从业者来说,要负起责任,因为它要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账户的安全等。 监管政策需循序渐进 NBD:数字普惠金融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您认为还有哪些难题需要解决? 盛佳:首先,我们的基础架构还不够,比如通信设备、技术架构的普及,网络及新的支付手段的普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用户对数字普惠金融还很不熟悉。任何一个金融服务,都可能需要很长的周期,让用户能够充分地了解认识其中的风险、可能存在的欺诈、产品的性质等。再次,监管的政策也需要完善和成熟的过程。最后,数字科技水平的日益进步,对从业者也是个挑战,要求从业者时刻跟随创新的步伐并防范风险。 数字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要经历上述诸多困难,这中间自然也会积累丰富的经验。中国应该输出这些经验,将基础架构、金融机构职能、政府监管政策、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变革历程,总结成经验和教训在国际间共享。 NBD:您认为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有效的监管?又如何在创新与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盛佳:回顾金融监管的历程可以发现,由于监管成本和技术等因素,监管往往会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因此,监管措施应当在保护创新和防范风险之间寻求有效平衡。目前,针对数字普惠金融最急需的是制定可实现的、适度的、可测的、合规成本低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能反映出市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相关风险,为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作为从业者,希望监管层多跟我们沟通,尽可能地到一线了解实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政策也需要循序渐进逐渐成熟完善。 此外,还要寻求创新、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点。以用户的利益为导向,既提升用户的体验和效率,同时又保护数据和账户的安全。总的来说,要平衡创新和风险,最后再回到用户本身,做到效率更高、风险更低。 G20杭州峰会将是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G20峰会。 老挝、乍得及塞内加尔将分别作为东盟、非盟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轮值主席国参会,哈萨克斯坦和埃及将作为“特邀嘉宾”参会,中方还邀请2016年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参会。这一切,使得本届G20峰会有着空前浓厚的“发展”味道。 与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 八年来,中国出席了G20历次峰会,多次呼吁G20各方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着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如今,中国邀请多方嘉宾齐聚杭州,更是对与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的最好写照。 给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 对G20来说,2016年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开局之年,“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成为今年杭州峰会的主要预期成果之一,这就要求G20峰会需要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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