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的后“网红”时代

每经记者 朱玫洁    每经编辑 刘艳美    

早在12年前，单霁翔就曾写道：一座城市中现存的文化遗产往往可以构成一部物化了的城市发展史，是城市灿烂文化的稀世物证和重要载体，也是市民与遥远祖先联系、沟通的唯一物质渠道。

“不是宣传太多，是宣传永远不够”

这是一场大型综合会议，各国嘉宾齐聚。与绝大部分嘉宾不同，单霁翔没有站在固定的讲台背后，而是戴上“小蜜蜂”，走到舞台中间，双手比划着，向观众讲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程。

比起其他人“发言”，他更像是“演讲”。45分钟过后，单霁翔回到第一排的座位，靠在椅子上，急促地喝光面前的茶水。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从4月8日开始计算，单霁翔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已百日有余。而演讲，可能是单霁翔退休后做得最多的事情之一。

不完全统计，成都、西安、昆明、贵阳、厦门、广州、深圳、杭州、宁波、青岛、沈阳、呼和浩特，还有一些中小城市，四川自贡、福建莆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单霁翔像演说家一样在全国多地“巡回”。“有些是还欠账，那时候实在分身乏术，现在赶快还上。”单霁翔这样解释。

三个多月以来，他走到哪里都是焦点。7月23日这场会议中，他一登台，呼啦一圈拿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冲在台前，围成一个半圆。向市民开放的讲座，参与名额一天就能被抢完。

有人说，单霁翔是不是退休后利用自己的热度“走穴”？

“不是宣传太多，是宣传永远不够。”他曾说。在另外一场电视节目专访中，他又表示：“我一直不会退休。”

在他的理念中，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自上而下”的同时，也需要充分调动民众积极性。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2007）一文中，单霁翔写道：“这需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放下身段，经常与民众进行平等的交流，积极向他们讲述文化遗产的过去、今天和未来，用平民化的方式说明自身工作的意义。”

单霁翔曾说，在自己到故宫之前的十年，是故宫做事最实、最多的十年，但因为没有报道，所以人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或者两三次的媒体发布会，我们的一举一动，社会公众都知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自2012年开始，单霁翔在故宫待了足足7年。据其透露，他前6年就开了近2000场讲解，加起来超过2000个小时。现在，他的讲座短则40、50分钟，长则2个半小时。而讲座听众，有的是相关领域机构工作人员，有的是综合性会议请来的科技、商业等各界嘉宾，有的是来自海内外的学生，还有的，是关心文物的普通市民。

有时，单霁翔到了一个城市，上午给政府工作人员做培训，下午跟市民和学生交流。他曾告诉媒体，要把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告诉更多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希望，他们是未来。

当故宫“段子手”，遇上网络时代的年轻人

听单霁翔演讲，是件有趣的事。段子一个个往外蹦，台下爆发一阵阵掌声，这也是当初他之所以成为“网红”的原因。

全国最著名博物馆的“掌门人”成了段子手，也正如故宫推出的乾隆卖萌系列，对上了网络一代的“胃口”。

受到年轻人欢迎是故宫喜闻乐见的。不过，在单霁翔眼里，自己不是“段子手”，而是“被段子手”，原因在于部分网友对他的演讲断章取义。

实际上，在单霁翔的许多“段子”中，不仅是有趣的“梗”，更能从中看到他不断强调的“服务思维”——就是如何站在公众立场，推动博物馆更好地服务和运转。

最著名的段子之一，是石渠宝笈特展上的“运动会”。

2015年一个秋日，故宫大门一开，游人争先恐后往西面展厅跑。当时单霁翔前往现场，一位老先生认出他来：“你是不是院长？你们故宫怎么搞的？一个展览像运动会一样还要跑？”

单霁翔说，“我赶快承认错误，表示我们要好好‘办运动会’”。故宫当天连夜做了20个牌子，1000个胸牌，第二天在广场上把牌子立起来：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分组入场看展览。这个架势，确实像运动员开幕式。

当天下午4点，队伍依然很长，不少人情绪激动——排了一天，今天还能不能看上展览？单霁翔当场承诺，要等最后一位客人参观完才闭馆。“承诺的代价很惨”，单霁翔笑言，队伍一直排到半夜。晚上，游人问，你们故宫怎么没有水喝？“我们夜间从来不开放（所以没有这个准备），我们赶快给观众烧了2500杯茶递过去。”

到了晚上8点，单霁翔去看观众，关切大家有没有水喝，结果“大家说茶是喝了，但是又饿了！”每次演讲到这里，台下一片笑声。“我们赶紧拿出800多盒方便面给观众。后来听说，全世界的博物馆举办展览时发方便面的，也只有北京故宫。”单霁翔说。

这场展览之外，为了解决女卫生间的长队，解放共同等待女士的丈夫、小孩，故宫通过研究，按比男卫生间多2.6倍的比例增设了女卫生间。为了让大家坐下来休息，故宫又增设特别设计的椅子，3500元一把。

“让观众有尊严地观展”，这是单霁翔常挂在嘴边的话。

早在2011年，单霁翔就在《关于新时期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思考》中写道：“在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面前，博物馆应改变坐等观众上门、坐等财政拨款的办馆观念，不断拓宽视野、不断延伸功能，从‘藏品导向’转向‘社会需求导向’，从‘藏品为本’转向‘以人文本’……”

在他眼里，近四十年，全球博物馆的工作重心都在经历从“物”到“人”的转变，故宫博物院也是如此——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91年中（特别是近几年），一直在从“故宫”转变为“故宫博物院”的历程中探索前行。

法国卢浮宫馆长亨利·卢瓦特曾说：“今天，博物馆应该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保存着理解世界的钥匙。当然，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将这些钥匙传递给所有其他人。”

单霁翔对此表示赞同。

他曾遇见一位从西北来的老人，拿着一个现在人都不使用的行军壶，里面灌着开水，带着家里的馍，在故宫的台阶上吃，“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提及此，单霁翔情绪激动，他们宁肯节衣缩食，也要到故宫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故宫应该要让他看到什么？他是会失望地走，还是有所收获？可能他一辈子就来这里一次。”

其实，在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单霁翔进行了一系列大动作——启动故宫研究院，加大修缮文物力度，拆掉违建治理环境、扩大开放，设置更多展厅，举办更多活动，这些动作都指向一个目标——让更多民众与更多文物，更好地亲近。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面对这些文化遗产”

对于故宫，从个人来说，单霁翔对它有深厚的感情，“我想把这当成家，有一种想呵护每一个角落的冲动”。

年少时，连成一片的四合院中烘托出红墙黄瓦的故宫，是单霁翔心中真正壮观的古都形象。聊起从小居住的四合院，他说：“了解得越来越多，一草一木，一楼一阁，都与某个历史瞬间、历史故事对接，感情就再也无法拔出。”

第一代故宫掌门人单士元，从1925年起在故宫供职长达73年，人称“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此前，常有人将两人误作“父子”，单霁翔曾公开澄清，“单老虽然不是我的父亲，但也是对我成长产生深刻影响的长辈”。

自幼对文化遗产的亲密感情，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单霁翔如今的职业道路。这也正是他在后来的文物工作中一直重视的。“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故宫7年，他曾总结，我们的付出所得到的最重要回报，就是“600年的紫禁城，成为年轻人喜欢来的公共文化场所”。

在他看来，民众和文化遗产之间是有情感联系的。他一直希望，推动全民自觉文物保护意识形成。

早在200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他，就在文化部大餐厅宴请过5位农民，并给他们一一递烟、点烟。这五位农民来自陕西宝鸡眉县，此前一个多月，他们在劳作时挖到埋藏着27件西周青铜器的洞穴，随即报告给文物部门。当时，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对媒体透露，“这是单局长第一次宴请发现国宝的农民，也是第一次送人送到楼下”。

2011年，随着农民保护文物事件在全国各地接连涌现，国家文物局决定在陕西和云南两个村为“功臣”们立碑纪念。在“文物碑”上，单霁翔要求把表扬领导的内容全部删除，只讲农民事迹，“刻上每一位农民兄弟的名字，就是要告诉村庄的未来子孙，他们的前辈做出了值得骄傲、应该世代传诵的事迹”。

实际上，2002-2012年单霁翔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的一个阶段。

他在12年前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城市建设》中呼吁：“一座城市中现存的文化遗产往往可以构成一部物化了的城市发展史，是城市灿烂文化的稀世物证和重要载体，也是市民与遥远祖先联系、沟通的唯一物质渠道。”

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并非我们独享，我们还应该完整地将他们移交给后代，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面对这些文化遗产”。

这种文化遗产集体传承的观念，一直贯穿在单霁翔的工作经历中，也与故宫颇有缘分。

1997年春，时任北京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组织制定了故宫筒子河保护整治方案，提出“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21世纪”的目标。

二十余年过去，直到现在，每次单霁翔演讲最后的结束语，都是同样一句话：“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