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刘国恩：破解“看病难”需夯实基层医疗资源

每经实习记者冯彪 为了一个医院专家号通宵排队的场景在我国并不少见。看病难的现象一直是患者就医的一大痛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追求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无可厚非，但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患者的就诊体验。 在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看来，我国医疗资源配置长期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资源配置与公众的需求分布失衡，由此造成的看病难与制度安排有关。 近年来，各级部门按下医改快进键，多地也开始探索分级诊疗、医生自由执业甚至是区域资源协同共享等新模式。那么，应该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上述新方案还面临哪些挑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就此专访了刘国恩。 医疗资源配置颠倒 NBD：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是否说明存在资源配置失衡，原因有哪些？ 刘国恩：一方面是医疗资源配置地域上失衡，另一方面也有医院间的失衡，大量资源集中在三甲大医院，我认为这种失衡源于计划经济时代集中配置资源。我国一直以医院为中心来配置医疗资源，而且这种配置受制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规划，级别高的大医院获得资源也更多。 这样的历史沿革导致医疗服务形成了一种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结构。这种配置体系与公众的医疗需求分布正好相反。公众的医疗需求多集中在普通门诊，但我国基层医疗资源反而不足。 NBD：这种配置体系是否加剧了看病难？ 刘国恩：我认为是这样。我国长期存在“三级医院水泄不通、基层医疗门可罗雀”的看病难问题。公众对优质医疗的需求增加，优质资源又集中在少数城市和少数医院，自然就造成看病拥堵。 2014年，我国的千人床位数已经达到了4.5张，农村和城市总体千人医生数为2人，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差不多。但为什么公众感觉看病拥堵？这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的拥堵。优质资源集中少部分医院，这些医院什么病都医。去年我国大医院提供了全国40%的普通门诊，而这些普通门诊本来在基层医院就能解决。这种低效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NBD：破除资源配置失衡，解决看病拥堵有哪些途径？ 刘国恩：现在医改的方向就是要彻底扭转原来颠倒的资源配置方式，夯实基层医疗资源，形成与公众需求相对应的正金字塔结构。 我认为可以将固定在医院的200多万医生流动起来，让他们多点执业甚至是自由执业。医生可以和其他社会资源结合起来，为公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特别是需要形成大量小规模的、全科服务的诊所。 监管部门也应降低医生流动和自由执业的交易成本，帮助重构社会诊所平台。我国正在推动分级诊疗，将病人从大医院向基层医院分流，让小病患者或者康复疗养的患者到基层医院。 需破除既得利益 NBD：推动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等可能面临哪些困难？ 刘国恩：对沿袭多年的医疗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改革，特别是一些三甲大医院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改革肯定会面临各种阻力。例如，一些大医院不愿主动放弃门诊收入。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出面推动，破除既得利益，比如逐步减少大医院提供门诊服务到最终取消，上海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医生自由流动的问题，这受到事业单位编制问题的困绕。现在北京已经开始试行取消编制，采用全员聘用制。公众已经形成的就诊习惯在短期内也难改变。我认为应该提供卫生知识普及，告诉公众80%的疾病都是普通常见病，一般在社区诊所或小医院也能治好。 NBD：京津冀等区域提出资源疏解，您如何看待这种跨区域流动？ 刘国恩：我也注意到北京计划向周边疏解医疗资源，河北也提出将探索建立京津冀双向转诊机制。医疗资源跨区域的横向流动衔接是必要的，特别是大医院向医疗资源不发达地区提供帮助支持。 但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矛盾还是资源的纵向流动问题。区域的不平衡主要依靠经济发展、国家政策倾斜来解决。当然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发挥北京对河北的辐射作用，对提升河北的医疗水平也有好处。 NBD：在合理布局医疗资源方面，监管部门和社会该如何做？ 刘国恩：在我看来，政府办医旨在兜底，弥补市场部分遗留的空缺，这个空缺往往是基层、基本、贫穷、边远的服务地带。高端、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可由社会力量提供，越低端、越基层、越公共性的医疗服务，甚至赔本服务应由政府提供。 现在各级政府也在鼓励社会办医，我认为医疗健康产业是未来的朝阳产业，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同时，现在医改牵动的利益面大，对被分流医院是否应该补贴，对基层医院如何扶持等问题需要有整体性的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