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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国式收入分配难点 以城镇化为抓手

每经网 2013-01-21 09:10:23

虽然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因腐败等问题导致不公,但是在多次收入分配过程中,一次分配的问题最大。

每经网北京1月21日电(每经实习记者 李彪)  19日,由联办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财经中国2012年会在北京JW万豪酒店拉开帷幕。本届年会主题为:“新改革 新起点”,其中的一个分论坛“破解中国式收入分配难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多位专家均表示,破解中国式收入分配难题可以从城镇化入手。

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密切相关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经讨论8年未果,虽然在国家的极力督促之下,其出台已经进入倒计时,但因其涉及面广、复杂性强依旧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此次论坛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

在谈到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们不满时,蔡昉指出,我相信在我们统计数据背后还应该有一个巨大的份额没有得到统计,正因为没有得到统计,我们把它叫做“灰色的”,而另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公,分配的不公,以及收益、权利的不公。什么人能占有这种收益权呢?很自然是有权力的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工资和工资之间没有巨大的差距,不会造成目前老百姓所反感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资产收入、资源分配的不公,那是和腐败相关的,看到这点也能帮助我们找到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所在,它也是一种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一种体制问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提出,腐败导致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是现在最突出,最严重,导致最大程度上社会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搞不好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公共资源的管理,财政资金的管理,现行财政体制,政府、各项收入管理体制,如果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不解决,那么腐败问题很难解决,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说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个体制问题,而且这个体制问题涉及到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不单纯是调一调工资能够解决的,把高工资调低一点,低工资调高一点的问题。

虽然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因腐败等问题导致不公,但是在多次收入分配过程中,一次分配的问题最大。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在论坛上说:“毫无疑问,一次分配问题最大,次之才是二次分配,再次之才是三次分配,三次分配作用微乎其微。”

据了解,一次分配主要发生在雇佣关系领域,这将直接涉及到公平的就业岗位和市场竞争环境。

真正实现城镇化或是改革抓手

在谈到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抓手时,郑秉文强调说:“收入分配是目前城市化当中不公平的结果,它是现在破解收入分配重要的抓手。”

2012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同时,据王小鲁了解,201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中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16%,养老保险覆盖率不到14%,失业保险覆盖率刚刚到8%。

从数据对比中不难发现,很多进城的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镇化的福利待遇。郑秉文在论坛上提出,今年我们是改革开放31年了,我们进行了城镇化达到52%,城镇化35年到现在,新政府又说了城镇化是未来改革红利,我举双手赞成,城镇化是抓手之一。但它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底线,就是城镇化35年的进程当中,每每统计的时候,说城市化率2011年超过50%,现在大约51.5%,52%左右,事实上城市户籍人口在35%、36%左右,也就是说占人口总量14%-15%左右的2亿人根本没有城市化进来,被动进去了,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镇户口人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等等,这是最大的不平等。

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抓手就在眼前。郑秉文认为,我们要讲路线。比如你在北京服务多少年了,孩子在北京上学多少年了,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可以拿更多的学费,他是最穷的群体,在北京要拿更多的学费,甚至上幼儿园要拿更多的幼儿园费,更不要说上高中和初中,所以收入分配是目前城市化当中不公平的结果,它是现在破解收入分配重要的抓手,这个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我认为操作性非常强,每个单位雇的临时工,非常好计算,还有流动性比较强的建筑业工人业能计算出来,这是对我对破解当前收入分配改革抓手的重要任务的看法。我认为它是35年城镇化成本到了应该支付的时候,到了应该破解它的抓手的时候。

在谈到城镇化的内涵时,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提出,城市的标准早就不用人口密集程度,那是60年代的标准,现在城市的标准是一个居民坐在这里得到八项服务,运输、交通、教育、卫生等,一个人得到八项服务的半径越近城市化程度越大,所以城镇化的内涵要改变。农民市民化绝对不是让农民进城,是让农民不管生活在哪里都有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教育、医保都和城里人一样。

很明显,快速城镇化能够给城市带来充裕的劳动力,也能够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如何保障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是关键,既要使他们的城市生活有品质,又要使他们生活得有尊严,这或许是下一步需要认真思考和践行的方向。

责编 刘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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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网北京1月21日电(每经实习记者李彪)19日,由联办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财经中国2012年会在北京JW万豪酒店拉开帷幕。本届年会主题为:“新改革新起点”,其中的一个分论坛“破解中国式收入分配难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多位专家均表示,破解中国式收入分配难题可以从城镇化入手。 收入分配不公和腐败密切相关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已经讨论8年未果,虽然在国家的极力督促之下,其出台已经进入倒计时,但因其涉及面广、复杂性强依旧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此次论坛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 在谈到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们不满时,蔡昉指出,我相信在我们统计数据背后还应该有一个巨大的份额没有得到统计,正因为没有得到统计,我们把它叫做“灰色的”,而另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公,分配的不公,以及收益、权利的不公。什么人能占有这种收益权呢?很自然是有权力的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背后和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工资和工资之间没有巨大的差距,不会造成目前老百姓所反感的收入差距,关键在于资产收入、资源分配的不公,那是和腐败相关的,看到这点也能帮助我们找到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所在,它也是一种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一种体制问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提出,腐败导致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这是现在最突出,最严重,导致最大程度上社会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搞不好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公共资源的管理,财政资金的管理,现行财政体制,政府、各项收入管理体制,如果这些方面的体制问题不解决,那么腐败问题很难解决,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说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个体制问题,而且这个体制问题涉及到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不单纯是调一调工资能够解决的,把高工资调低一点,低工资调高一点的问题。 虽然我国收入分配过程中因腐败等问题导致不公,但是在多次收入分配过程中,一次分配的问题最大。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在论坛上说:“毫无疑问,一次分配问题最大,次之才是二次分配,再次之才是三次分配,三次分配作用微乎其微。” 据了解,一次分配主要发生在雇佣关系领域,这将直接涉及到公平的就业岗位和市场竞争环境。 真正实现城镇化或是改革抓手 在谈到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抓手时,郑秉文强调说:“收入分配是目前城市化当中不公平的结果,它是现在破解收入分配重要的抓手。” 2012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同时,据王小鲁了解,2011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中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16%,养老保险覆盖率不到14%,失业保险覆盖率刚刚到8%。 从数据对比中不难发现,很多进城的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城镇化的福利待遇。郑秉文在论坛上提出,今年我们是改革开放31年了,我们进行了城镇化达到52%,城镇化35年到现在,新政府又说了城镇化是未来改革红利,我举双手赞成,城镇化是抓手之一。但它是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底线,就是城镇化35年的进程当中,每每统计的时候,说城市化率2011年超过50%,现在大约51.5%,52%左右,事实上城市户籍人口在35%、36%左右,也就是说占人口总量14%-15%左右的2亿人根本没有城市化进来,被动进去了,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镇户口人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等等,这是最大的不平等。 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的抓手就在眼前。郑秉文认为,我们要讲路线。比如你在北京服务多少年了,孩子在北京上学多少年了,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可以拿更多的学费,他是最穷的群体,在北京要拿更多的学费,甚至上幼儿园要拿更多的幼儿园费,更不要说上高中和初中,所以收入分配是目前城市化当中不公平的结果,它是现在破解收入分配重要的抓手,这个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我认为操作性非常强,每个单位雇的临时工,非常好计算,还有流动性比较强的建筑业工人业能计算出来,这是对我对破解当前收入分配改革抓手的重要任务的看法。我认为它是35年城镇化成本到了应该支付的时候,到了应该破解它的抓手的时候。 在谈到城镇化的内涵时,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提出,城市的标准早就不用人口密集程度,那是60年代的标准,现在城市的标准是一个居民坐在这里得到八项服务,运输、交通、教育、卫生等,一个人得到八项服务的半径越近城市化程度越大,所以城镇化的内涵要改变。农民市民化绝对不是让农民进城,是让农民不管生活在哪里都有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教育、医保都和城里人一样。 很明显,快速城镇化能够给城市带来充裕的劳动力,也能够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如何保障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是关键,既要使他们的城市生活有品质,又要使他们生活得有尊严,这或许是下一步需要认真思考和践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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