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 2023-07-06 19:42:34
每经编辑 李泽东
近日，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民政局发布的一则关于受理农村高价彩礼线索的通告引发社会关注。
黎川县民政局表示，从即日（7月5日）起公布抵制高价彩礼、深化移风易俗投诉电话，接受全县干部群众有关高价彩礼的投诉举报。
关于举报内容，通知中称，农村婚嫁彩礼超过黎川县2022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倍以上的(黎川县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万元)，均视为高价彩礼。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211381538356
公告发出后引发热议，据顶端新闻报道，7月6日，该县民政局一工作人员称，通告已撤掉，存在考虑不周。“很多人说，我们这个举报设置的不合理。”此外，该工作人员表示，现实中，把当地彩礼限制在五六万左右的工作，其实很难推进，“很多人都会超过规定的那个数。”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上述通告发出后，当地很多女同志给该局打电话、网上留帖表达对该举报的不满，“他们说，此举只考虑了男孩子的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父母养育女孩子的成本。”“其实确实也是依据下面(农村地区)很多找不到对象的男孩子的要求，就暂时弄了这个举报电话，”该工作人员在采访中承认，此举存在一定的考虑不周。
为何黎川县高价彩礼的定额标准设置为超过上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倍以上?该县民政局给出答复：依据上面规定。
而就在几个月前的3月2日，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同样引关注。公告中的举报范围包括彩礼金额、婚车数量、婚宴桌数和每桌价格。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婚车超过6辆，婚宴超过15桌，每桌超过800元，即在举报范围。
针对上述公告，据新京报当时报道，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称，发布公告是想倡导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主要针对农村地区，减轻农民负担。标准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超过太多就是高价。该工作人员介绍，举报后不设惩罚措施，以劝解做思想工作为主。
早在今年春节期间，江西的“1888万天价彩礼”曾一度引发热议，据当时媒体报道，通过采访当地多位居民了解到，江西彩礼多数在20万左右。
据了解，今年以来，江西多地在贯彻落实《江西省民政厅等14部门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若干措施>的通知》( 赣民发[2023]3号）时，分别提出以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值，来确定彩礼限额标准，超过即为高价彩礼。
据江西晨报网3月1日消息，抚州市金溪县各乡镇、各部门也被要求严格执行农村婚嫁彩礼限额标准，原则上不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3倍、计6万元，超过即为高价彩礼。
另据江西九江庐山市政府网站4月15日消息，庐山市民政局办公室印发的《庐山市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提出，庐山市根据省、市有关工作指引，结合庐山市2022年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定庐山市农村彩礼最高限额标准为6万元整，超出此标准的即为高价彩礼。
庐山市政府网站2月16日公布的《2022年1-12月庐山市主要经济指标》显示，庐山市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604元。以此数为基础，参照“以万元为单位取整数”，按3倍计算，彩礼最高限额标准正是6万元。
据江西南昌新建区政府网站4月12日消息，南昌新建区民政局等14部门印发的《深入开展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实施细则》提出，农村彩礼总数严格控制在8万元以内，超过即为高价彩礼。记者注意到，根据《南昌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南昌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218元，新建区彩礼限高值是南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倍。
此外江西新余分宜县等地，彩礼数额均限制在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大约3倍值，即大约8万以内。
图片来源：赣南日报
面对高价彩礼，中央频频出手。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在“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意见指出，要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
梳理可以发现，早在2019年，“高价彩礼”就被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而从2021年起，“高价彩礼”更是被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
中国妇女报于2月15日发表评论文章称，杜绝高价彩礼，综合施策才是良方。
文章称，一方面，治理高价彩礼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综合施策、步步见效；另一方面，治理的心情再迫切也要寻找深层次原因，进行全面分析，不能盲目瞄靶子，病急乱投医。
一些地方为未婚女青年举办倡导活动和座谈会，倡议拒绝高价彩礼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少网友认为，不能将高价彩礼的责任全推给女方，也不能将做通女性的工作视为根本解决之道。应该看到，高价彩礼的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既有经济发展落后、区域经济社会差距的问题，也有重男轻女思想导致的适婚人口结构失衡，更有社会治理缺失、乡风民俗、攀比之风盛行之因。
面对一个久已存在且成因复杂多样的社会治理难题，综合施策才是良方。个体乃至某一群体都是渺小的，盲目归咎带来的只有伤害和内耗，只有人人都不置身事外，心里有份责任，才能形成改变的合力。
高价彩礼问题一直是困扰适婚男女的一个难题。
“多少钱算高”“是否会出台相关法律”“能不能拿文件说服准丈母娘”等话题先后引发热议。
2月27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河间市大庄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他将提出建议，“把‘低彩礼’落到实处”，同时在推行“低彩礼”的基础之上提倡“零彩礼”。
不过，亦有专家对推行“零彩礼”表达忧虑。据九派新闻报道，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接受采访时表示，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礼”不仅不符合传统婚俗（文化），其可行性仍有待考虑，“我们在遏制高价彩礼时，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适度的彩礼也是必要的。”
甘满堂还进一步分析，“彩礼”问题并不是导致农村男青年“结不起婚”的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教育等资源的落后，倒逼农村适婚男青年不得不在县城买房，从而为结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他还认为，彩礼数额“不超过一个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比较合适的范围，“比说，去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万块，那么，男方家里如果是5口人的话，女方要求的彩礼就不应该超过10万；如果男方有3口人的话，则不应超过6万。”
甘满堂进一步分析，世俗认为，男方需要在县城买房，这种压力是其结不起婚的主要原因。而很多地方推行的“县域大城关”等战略也进一步助推了这种矛盾。由于县域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导致农村青年特别是男青年，背负着向城市流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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