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读懂中国财政？

每经记者 刘艳美  吴林静    每经编辑 杨欢    

财政乃“庶政之母”，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金句。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作为一门科学，财政学既服务于“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宏大命题，又渗透于微观经济与社会生活而无处不在。

在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持续增大背景下，“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愈加受到广泛关注。

知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贾康一直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及财税领域理论研究，近年来还推动创立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主张从供给端发力，加大制度创新和优化要素供给，全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他亦常常不吝发声。从个税改革、养老金调节到房地产税立法……他的见解时常登上热搜，也是各级政府部门的“问策”专家。

去年底，由贾康领衔撰写的《财政学通论》正式出版，并于日前举行出版信息发布会暨财政理论研讨会。

这本书旨在为大众提供一本当代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的全科读物，力求以“通识”式的宽广视角，全面把握从经济、社会各方面联系财政的“融会贯通”，且特别注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基于此，无论是相关专业师生、财政实务从业人员，还是想了解中国财政的一般读者，想必都能从中有所收获。

这本书都有哪些亮点？我国财政学研究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不妨听听贾康本人及诸多财政学权威专家怎么说。

把握财政学"公共资源配置"主线

贾康：《财政学通论》作者代表

关于《财政学通论》的写作意旨和追求，我愿提到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我们力求融合和参透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基本成果，打通经济学、财政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政治学、社会学等），形成财政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的合理逻辑框架。

第二，我们力求领悟和总结植根于中国的财政经济的个性实践与特色经验，打通财政学框架下古今中外的共性规律探讨之路，吸收他国理论与国际经验，使财政学体系通达诸多的经济体、诸多方面人类文明积极成果。

第三，我们力求逻辑清晰地把握财政学"公共资源配置"的主线，打通与之相关的多方面特定视角与相对独立领域的必要考察，形成公共资源与整体资源配置和社会生活全局的系统化认知格局。          

第四，我们力求基于财政经济现实生活中丰富的各种实证材料，打通财政学理论与创新时代实际工作中的实践行为，体现经济学和财政学"经世济民之学"和"国家治理之学"的应有品质。

现代国家与人民关系的灵魂之问

冯俏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人们经常提到哲学上的三个灵魂之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现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也有两个灵魂之问：“国家为人民做了什么？人民为国家做了什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也是现代财政学科的经典之问。由贾康老师领衔撰写的《财政学通论》，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

贾康老师以数十年从事财政研究的深厚功力，以往较多专注于财政改革和政策前沿，这次一改作风，转而面向学生和普通读者写一本“大道至简”“普遍知识”的财政学教材，一直令人十分期待。

一本好的财政学教材应当既有现代财政理论，又能解释和引领当代中国财政实践。

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大概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之前是国家分配论，之后是公共财政论，两者也都对不同时代背景下财政职能的发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贾康老师的学术生涯跨越了这两个时期，不仅亲身参与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财政理论研究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推陈出新，努力将最新的思想成果体现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财政学通论》能给读者更大的信息量、更纵深的历史感、更宽广的前瞻思维。

立足中国实践发展财政理论

白景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的发展，要以一定国家的实践为抽象对象。

比如，18、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从古典经济学到之后的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以及一系列学派，都是以欧洲实践为主要抽象对象。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马尔萨斯，他们的鸿篇巨著，对后世影响非常深刻。

在财政学领域，以政府间财政关系举例而言，西方实践是以联邦制或单一政府直接民主形成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政府间收入边界清晰，支出责任划分彼此断开，相互之间不能有直接约束。

但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是这样。我们的预算法和预算管理条例明确说明，下级政府要向上级政府报告预算草案、决算草案；预算管理条例规定，下级政府发生短收，上级政府可以救助；地方债的管理是中央财政批准，而不是简单备案；再比如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

央地关系是彼此断开的吗？边界清楚吗？收入划分上可以说比较清楚，谁的收入入谁的库，但在支出、紧急事件的处理上，可能不是那样。

这也就是说，西方的财政学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实践。中国的财政制度有它的特殊性，以中国实践为抽象对象，我们就要对中国实践做一个深刻总结。

《财政学通论》这本书，不是简单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而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一些观点和理念，这是很好的一个研究范式，值得更多推广。

直面深层次财政问题，发展“治理财政学”

李万甫：中国税务杂志社总编辑

《财政学通论》较为翔实记载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理念、财政思想的一系列演变，兼具财政学教材与个人观点著作的双重性质，对指导和开展今后的财政研究、财政实践工作，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当下，财政被顺势提到事关国家治理长治久安的高度，以个人之见，财政学可否创建一种“治理财政学”？

“治理财政学”应该不拘泥于传统财政“收、支、平、管”领域，直面一些无法回避的深层次财政问题，在吸收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改革开放实践成果基础上，审视财政运行轨迹、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总结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指导实践。

或许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助于形成中国在财政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大国治理”需要“大国财政”思维

马海涛：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我始终认为，写一本真正的教材，比完成一本专著要难得多。所以，对于《财政学通论》，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本经典教材，因为它花费了很长时间，是通过作者常年的学术积累形成的。

当前我国财政学基础理论仍主要借鉴西方公共物品理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已经形成独特的财政思想，亟需上升到理论高度。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研究习惯于对国内视域的预算、税收、国债、管理体制等进行研究。而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大国治理”需要“大国财政”思维。

大国财政是大国治理的基础，是维护大国地位、责任和权力的重要保障。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加快推进大国财政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因而需要突破“国内”界限，从区域化、全球化角度来思考国际税收、联合国会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问题，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待财政职能和政策。

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李红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学院院长

对于财政职能的定位，目前国内外熟知的是马斯格雷夫的“三职能”论，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这三个职能主要属于经济范畴，从国家治理层面看具有一定局限性。

进入新时代，财政应具有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等。其中，经济职能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政治职能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全方位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