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维困守与挣扎

张敬伟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3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实验性方式”值得尊重，但是否真的提高了“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值得商榷。

据颁奖委员会介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每年有近500万儿童死于5岁前，大部分是由于一些本可轻易治愈的疾病。据悉，三位获奖者的方案是，把全球贫困问题分解为更小、更精确的问题。例如，为了找到提高儿童健康水平的方法，可以针对教育方法、医疗卫生系统、获得信贷的途径等方面设计实验，证实干预效用。这种“实验性方式”，更像是政府执行层面的方案。如此“实验”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中国改革开放让8亿人脱贫的成功实践，是不是更应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关注？

近年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陷入颁奖尴尬。毕竟，国际金融危机以降，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欧盟是财政（主权债务）危机的接力者，这凸显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已经失去信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受到质疑。相比之下，中国则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引擎。西方社会对华的集体焦虑，演化为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阻滞。西方的焦虑和沦落，也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面临尴尬和信任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无法继续颁发给传统和主流的经济学家，而是给予相对小众和研究具体事务的西方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在“变”，但颁给西方经济学家的大原则一点都未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原本不在诺贝尔遗嘱内的奖项，是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致敬奖”。简言之，是瑞典银行搭车诺贝尔开设的奖项，所以也称作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1969年至2018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出50个奖项，共有81人获奖。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分支和学派，都属于西方经济学系统。客观而言，过去半个世纪，也是西方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因为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达到了极致。全球经济秩序由西方主导，市场经济成为全球主流，尤其是美苏争霸西方完胜的“政治正确”，也使西方经济学被视为全球性的“经济正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说白了还是政治经济学奖，而且是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奖。这也决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对西方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或发展，有些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精致的程度。然而，书斋里的经济学推演和市场里的动态变化，并不总是合辙的。尤其是市场失衡下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迫使经济学家们分析原因，探究偏差，并且打补丁开药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能打破，但可以通过新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去支撑那些经济学原理。但无论经济学家们如何推演，如何找药方，如何用数据进行自圆其说，但都不敢触及西方政治“绝对正确”的大前提，也都不能推翻市场经济这个建构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

瑞典银行设此奖，其实也隐喻了资本主导的意涵。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学。

始于西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跳不出西方思维的围城。传统秩序的困境，也让瑞典皇家科学院陷入尴尬，但是他们的思维困守决定了他们只能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内选择获奖者。传统经济学失去信用，就选择实验性的西方经济学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