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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

每日经济新闻 2019-06-04 00:42:25

每经记者 张怀水    每经编辑 陈 星    

从贫穷封闭走向富强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从举办广交会扩大出口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回望70年来的峥嵘岁月,中国用实际行动昭示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脚步铿锵,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从探索式的开放到全面开放,中国坚定地践行开放承诺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51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9.7%。其中,出口增长7.1%,进口增长12.9%。贸易顺差达2.33万亿元,收窄了18.3%。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规模只有355亿元,40年以来增长近860倍。

除了贸易规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外,我们也由最初单纯通过进口学习国外技术,到资本和商品要素有进有出,中国开始参与到全球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中。

陈凤英向记者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即1978~1991年,可以算作是改革开放的1.0版本。这个阶段是探索式开放,从沿海地区开始,以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对外试探型的开放。我们以加工贸易为主,国内的技术、资本、产品、人才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全面进口的、吸纳的、学习的,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

时间来到1991~2001年,陈凤英表示,这是转型、高速发展的阶段。在高速发展中可以看到的是建立在经济特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

而中国对外开放再跨越则是以中国入世为标志。资本和商品要素有进有出,中国也开始参与到全球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中。陈凤英指出,过去,我们是“引进来”,进入新世纪,有大量的企业开始“走出去”,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参与合作,中国企业在国外亮相的频率越来越高。

开放倒逼国内企业改革创新

中国对外开放除了机遇,是否也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表示,对外开放解决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初期面临的资金、技术等难题,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新了人们的观念。

陈凤英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水平迅速提升,国内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如何协调好“快步跑”和“稳步走”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如何保证国内相关产业不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这些客观问题确实存在,但我们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从供给端发力加以解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面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新的动能尚未形成,过去的传统优势在逐渐丧失,比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因此,通过开放倒逼国内企业产品创新,提升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就很迫切。”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提速,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高质量推进自贸区试验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4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305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保持了较高增速。据统计,1~4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34.1亿元,同比增长12.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打开新局面。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宣示,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外商投资法助力高水平开放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中国推进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奇迹提供关键助力,有利于世界经济脱离“新平庸”。

“中国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而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成为高水平开放的里程碑。”白明说。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部法律吸引了各国投资者和相关机构的目光。舆论普遍认为,法律的出台将促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外商投资法把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体现了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让中国的外资管理模式与国际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接轨,实现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

新加坡城市发展集团中国区总裁廖洪海把外商投资法称为“一颗定心丸”。他表示,外商投资法将中国一系列外资政策与国际规则接轨,把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为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公平待遇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

雀巢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方军涛称,外商投资法让外企运营的很多程序得到简化,期待该法为外企在华经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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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穷封闭走向富强开放,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从举办广交会扩大出口到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回望70年来的峥嵘岁月,中国用实际行动昭示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脚步铿锵,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陈凤英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从探索式的开放到全面开放,中国坚定地践行开放承诺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51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9.7%。其中,出口增长7.1%,进口增长12.9%。贸易顺差达2.33万亿元,收窄了18.3%。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贸规模只有355亿元,40年以来增长近860倍。 除了贸易规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外,我们也由最初单纯通过进口学习国外技术,到资本和商品要素有进有出,中国开始参与到全球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中。 陈凤英向记者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即1978~1991年,可以算作是改革开放的1.0版本。这个阶段是探索式开放,从沿海地区开始,以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对外试探型的开放。我们以加工贸易为主,国内的技术、资本、产品、人才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全面进口的、吸纳的、学习的,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 时间来到1991~2001年,陈凤英表示,这是转型、高速发展的阶段。在高速发展中可以看到的是建立在经济特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 而中国对外开放再跨越则是以中国入世为标志。资本和商品要素有进有出,中国也开始参与到全球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中。陈凤英指出,过去,我们是“引进来”,进入新世纪,有大量的企业开始“走出去”,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参与合作,中国企业在国外亮相的频率越来越高。 开放倒逼国内企业改革创新 中国对外开放除了机遇,是否也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钟飞腾表示,对外开放解决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初期面临的资金、技术等难题,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新了人们的观念。 陈凤英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水平迅速提升,国内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如何协调好“快步跑”和“稳步走”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如何保证国内相关产业不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这些客观问题确实存在,但我们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从供给端发力加以解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面扩大开放的同时也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新的动能尚未形成,过去的传统优势在逐渐丧失,比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因此,通过开放倒逼国内企业产品创新,提升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就很迫切。”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开放提速,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高质量推进自贸区试验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前4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305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保持了较高增速。据统计,1~4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34.1亿元,同比增长12.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打开新局面。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宣示,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外商投资法助力高水平开放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中国推进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为中国创造新的经济发展奇迹提供关键助力,有利于世界经济脱离“新平庸”。 “中国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而外商投资法的出台,成为高水平开放的里程碑。”白明说。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部法律吸引了各国投资者和相关机构的目光。舆论普遍认为,法律的出台将促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外商投资法把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体现了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让中国的外资管理模式与国际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接轨,实现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 新加坡城市发展集团中国区总裁廖洪海把外商投资法称为“一颗定心丸”。他表示,外商投资法将中国一系列外资政策与国际规则接轨,把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为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公平待遇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 雀巢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方军涛称,外商投资法让外企运营的很多程序得到简化,期待该法为外企在华经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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