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献策：加强大气污染成因科学研究 用足科技支撑强化防治

每经记者 李彪    每经编辑 陈旭    

2月26日，受国务院委托，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研究处理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情况以及有关决议落实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重大进展，生态环境状况继续改善，完成既定的年度目标任务，超过“十三五”规划序时进度要求。同时，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思想认识上的摇摆性、污染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工作进展的不平衡性、工作基础的不适应性、自然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等。

为此，2月27日，在会议分组审议《报告》时，如何更好利用科技支撑助力大气污染防治，如何从治本的角度解决环境问题等，成为与会人员热议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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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估算仍是难题

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79.3%，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3%。

李干杰说：“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面临多重挑战。”

其中，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自然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由于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生态环境质量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特别是大气环境质量深受气象条件影响，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现反复。

实际上，关于环境容量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以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环境部曾表示，重污染天气等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6省市是我国重化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占全国7.2%的国土面积，却消耗了全国33%的煤炭，钢铁、焦炭、电解铝、平板玻璃产量均占全国1/3以上。

对于环境容量，丁仲礼副委员长说，大部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都有一条总量控制。总量控制就牵扯到环境容量估算问题，比如大气，到底某个行政区域能排放多少主要污染物，降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会达到标准。环境容量估算是个难题，目前很少有人去研究这个事情。

“在我们执法检查中，我们看到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经济结构，都有自己的排放清单。但这些省份相对于自身的环境容量，主要污染物需要怎么往下降，降到多少是个头，心里都没有数。”丁仲礼副委员长说。

对此，程立峰委员表示，这说明大气环境质量处在“气象影响型”阶段，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结构调整优化任务依然艰巨，大气环境质量离人民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

程立峰委员建议，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要协同推进，要注重城市留白增绿，注重自然生态的恢复，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用增加生态容量消纳污染总量。

用好科技支撑实现精准治污

《报告》中指出，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科技部继续推进“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实施，聚焦重污染天气和光化学烟雾污染防治科技需求，突出抓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关键问题科技攻坚。加快大气污染防治成熟新技术推广，推动环境监测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同时，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方面继续实施“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对大气重污染成因和来源、排放现状评估和强化管控技术、大气污染防治综合科学决策支撑、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研究等4个专题集中进行科技攻关等。

朱明春委员说，一方面是治理大气污染，各个方面要联动，要综合治理，同时还要更加精准地施策，不要乱下药，基础就是科研。从《报告》上看这项工作还在做，这方面要切切实实加快，要把科技支撑跟上，以便更精准地治理，同时要巩固成果。

包信和委员建议，在科技支撑的强化方面要加强两点：要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成因的科学研究；希望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环境综合立体观察网和预报体系建设。

此外，杨震委员建议，高度重视污染监测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广覆盖的污染监测网络，便于有效及时地发现真正的污染源。建议大力依靠科技支撑，进行污染源的监测。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来形成一个及时的、可靠的、全面的对污染源的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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