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城镇化“重量”更要“重质”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旭    

12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常住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8.52%和42.35%。

对此蔡昉委员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达到了预期，看上去速度也都不错，但背后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隐患，比如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近几年已经有所减速，同时新增城镇人口中，有约53%是口径变化、行政区划变化带来的“就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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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城镇人口中过半数为“就地城镇化”

数据显示，1996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0%，2011年提升到50%。此后，2012~2016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52.57%、53.73%、54.77%、56.1%、57.4%。

蔡昉表示，虽然城市化还在推进，但观察每年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实际上这几年已经开始减速了，而50%多的城镇化率离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是有一定距离。

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目标要求，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蔡昉认为，过去很长时间，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即常住人口城镇化。但是有大量农民工并未获得城镇户口，等于在统计上“被城镇化了”。

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曾明确提出，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

蔡昉表示，在地方实际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有时候推进户籍改革和农民工落户对地方政府来说还是有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成本支出，因此采取的办法就是就地城镇化。

“我们做过估算，把一年新增城镇人口归纳一下，看看是由什么构成的，大概16%是自然增长，就是城里人自己生的；有26%是农民工进城；还有53%是就地城镇化，就是乡改镇、县改市、县改区，各种口径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变化，就把一批人一下子变成了城镇户籍人口。”蔡昉说。

应加快农民工经济活动方式转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625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7.5%。

不过就地城镇化并没有对农民工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批人没有居住地的变化，没有职业的变化，可能将来预期基本公共服务会得到改善，但是在宣布他成为城镇人口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重大变化。”蔡昉说，这种就地城镇化固然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我们所强调的那种城镇化，我们想要的城镇化是人们转变了职业、转变了经济活动方式。

蔡昉认为，还要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的市民化。

此外，社会上目前也出现了一些逆城市化的声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说我们城市化太快了，城市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口了，甚至主张逆城市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地城镇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等等。”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蔡继明表示，应该看到我国城镇化速度并不是很快，水平也不是很高。

为何我国城镇化水平还不够高？蔡继明解释说，我国的城镇化实际上包含着2万个建制镇，而在发达国家城市和城镇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发达国家叫城镇化或者叫城市化都无所谓。但在我国，如果叫城市化，就应该统计65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如果叫城镇化，那就要额外加上2万个建制镇的2亿多居民。

蔡继明表示，中国的建制镇和西方国家的镇差别是非常大的，它是5级行政层级中的最后一级，平均每个镇就是1万左右的人口，目前大多还不具备现代化城市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58.5%的城镇化率水平并不是很高，当务之急是要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