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网 2011-01-12 18:35:08
2011，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面临比2010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发达国家国家复苏乏力，全球经济仍有二次探底之忧；中国经济虽然率先恢复增长，但在增长的基础上，更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之痛。转型之难，攻坚之困，不仅需要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与勇气，也需要扎实的改革之道和创新之举。
会议：2011中国投资年会
时间：2011年1月12日
地点：北京万豪酒店二层
主持人：姚振山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下午好，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因势而变—change”为主题的中国投资年会马上开始。今天北京仍然是比较寒冷，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已经够感受到会场的温度，也许不是经济的温度，但一定是我们大家对于中国经济在2011年有一个良好表现的一种期望和希望。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每日经济研究院提供支持的“因势而变—change中国投资年会”现在正式开始！
我是来自于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交易时间》的主持人姚振山。每日经济新闻是这两年发展特别快的一家财经媒体，我们敢说真话，忠于读者，而且能够忠于事实，这是一个风格。这个风格受到了社会各界，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公司各界的关注，也让每日经济新闻成为从2008年到2010年进步最快的新锐财经媒体。
我自己也很荣幸能够主持本届年会，我想用一个词就是“敬畏”，有新闻理想的人，有正确价值观判断的人，有善恶标准的人，会对这家媒体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因为它真实，他敢顶住压力说真话。畏惧它的肯定是依靠虚假、忽悠而谋取利益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所以，我自己的评价是“敬畏”两个字。
这个年会主题叫“因势而变”，我们肯定会对2010年这个势，还有2011年这个势，非常的关心。2008年开始，在这几年我们用了最多的词是最困难，最不确定，最复杂。到了2011年，这个词将会有哪些改变？我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可以说消费不用测，进出口谁也测不准，那么投资都是在唱独角戏。到了2011年，这方面会不会有所变化？如果放到股市上也可以看到，在2010年大型股票我们都说买不起，而小型股票我们也说买不起，2011年是否会发生改变？所以说“因势而变”，我们下午我们的专家学者将会展开讨论，希望大家今天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接下来我重点介绍一下出席今天投资年会的重要嘉宾：
第一位，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先生！我看了很多厉老师关于经济界的文章，包括关于股市，关于结构调整，是一位居于“庙堂之高”，“择优其名”的代表，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厉老！
第二位，每日经济新闻的执行总编辑雷萍女士，欢迎您！每日经济新闻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一个市场化的媒体在社会上要赢得大家的尊敬和敬畏，确实要真正为它的读者，为老百姓能说几句话，为政府提供真实的声音，每日经济新闻在这条路上走得是相当的好，让我们都非常的尊敬。
第三位，全国人大财经委贺铿副主任。
第四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长管涛先生。
第五位，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先生。
第六位，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先生。
第七位，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先生，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除了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也受到了媒体的朋友， 我们右侧的大屏幕有一个现在非常时尚的传播方式，就是微博，如果大家有兴趣，希望大家积极的登陆微博，把你的观点和我们现场的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登陆的方式，可以用你的手机，也可以用电脑。在微博正文前加上关健词“中国投资年会”，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方式。我得到最新的消息，阿里巴巴和百度要投新浪微博，据说要投1个亿，新浪微博虽然刚开始，但现在估值已经有5亿了。
下面是最经典的致辞和演讲阶段。
首先邀请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经济学家厉无畏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厉无畏：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应邀来到这里参加由每日经济新闻新闻社举办的“因势而变—change2011年中国投资年会”，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和对明年投资策略问题。
我也了解到，在去年的1月份，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的中国投资年会，这个会议在投资界也引起了大家的轰动。当今中国有三大财经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报》，《每日经济新闻报》是三大财经报纸之一。《每日经济新闻报》在2004年在上海创刊，那个时候我也在上海，所以就读过这份报纸，2008年5月份报纸改版之后影响力更大，扩展到全国范围，做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报道和投资策略的报道，所以，在业内也刮起了一股每日经济新闻的旋风，我个人觉得这份报纸的发展前景还是很好！
这次投资年会的主题是“因势而变—change”，虽然看上去有一点拗口，但是这个主题还是抓住了2011年中国经济中国工作的主要特点，就是“转变”。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们明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十二五”规划当中的一个主线。同时，中央也要求坚持把经济战略性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主攻方向。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做到因势而变。
刚刚过去了2010年，从GDP的增长速度来看，已经超过了预期。根据社科院和一些研究机构的预计，我们去年的GDP增长率可能接近10%左右。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还是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增长当中物价的上涨也比较快，这给老百姓的生活和宏观经济的调控都带来了一些很大的压力。
其次，虽然我们一直在说中国的粮食连续7年获得了增长，而农民的增收也有望达到10%。但是粮食要稳定增长和农民要持续增收的基础还是牢固，而且目前国际上也出现了粮价上涨的情况。
随着多年改革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在加大，特别是我们发展所受到的资源、环境的约束也在加强。从国际上看，明年世界经济当然还会继续恢复增长，但是在增长当中的不稳定性因素、不确定性因素还是很多的。比如美国最近出台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就给全球的流动性带来很强的负面影响，给我们的宏观调控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现在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完全解决，给我们的出口增长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因为欧盟还是我们很重要的出口的区域。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何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以下六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
第一，强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甚至跨越式的发展，有赖于能不能抢占制高点的产业。去年12月份国务院确定的七大战略性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还有生物医药等等，把这七大产业作为我们的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这个发展目标确定以后，就需要有系统的规划，所以在信贷、税收、投资等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引领更多的社会力量向相关领域集聚，但不要一哄而上。
其次，逐渐调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的萎缩，通过外需市场消化大量过剩的产能，这种出口导向的模式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势在必行。必须抓住“十二五”开局之年，尽快推出一揽子转型计划，扭转投资力持续增高，消费力不足的问题，要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方向转移。由投资和外需拉动为主，以此为基础，尽快出台一揽子战略规划，要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落实推动主体功能区域的战略等等各个方面。并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扫清阻碍。
第三，要积极的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要研发推广低碳技术，从构建循环经济突破。
随着重视气候问题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全球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一个低碳的时代，谁能够抢占这个时代的制高点，制订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谁就抢占了发展先机，从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的博弈中就可以证明。在我们国内来看，中国政府向世界已经承诺，我们的减排目标，这个目标已经实实在在成为经济的指挥棒，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在这个基础上，2010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就提出了这样说法，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同样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讯号，表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变压力为动力，将挑战转换为机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在新的一年，应该把绿色经济放到更高的位置，应该在“十二五”规划中予以重点的表达。要出台一系列的财税、金融政策，来支持企业发展绿色经济。
我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实际上从企业来讲，最好还是从循环经济开始突破，研发、推广低碳技术。
第四，积极促进创业产业的发展，并为各个产业的创新服务。我们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在金融危机中也是逆势上扬，不仅为“保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促进消费和推动产业创新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就消费而言，一般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三种，而后面两种，也就是说享受型和发展型的消费都和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密切相关。在小康社会当中，创意产业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金融危机引发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还需要我们调整产品的结构，开拓新的市场，加强品牌的建设。这就需要有创意设计，要开发创意设计策划，广告、会展咨询策划等等。
第五，促进民间投资，着力扶持中小企业。在政府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投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企稳回升。但是快速的投资经济当中，民间的投资稍微偏冷一些。在最近的一年的调研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民营企业反映投资渠道比较窄，条条框框比较多，“玻璃门”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落实国务院的“36号文件”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在落实政策当中还不一样，各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
对民间投资还存在着歧视，民间投资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源泉，如果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发挥，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就难以持续。就业的问题也会拖累我们经济的发展。
第六，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有较大的突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实力是大大增强了，2011年，中国将超过日本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国民收入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还在扩大，群众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很高，也非常迫切。
所以，我们从调整经济结构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中央确定的扩大内需的战略也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力支持。所以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央政府将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 采取一些切实的方案。要突破各种利益群体和部门的阻力，切实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以上六个方面是我们在未来面对“十二五”规划当中需要重视的。
最后，在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向出席年会的朋友表示新春的祝福，愿意大家身体健康，也预祝年会顺利成功，谢谢！
主持人：感谢厉先生的精彩致辞！有请第二位致辞嘉宾，每日经济新闻报社总编辑雷萍女士，大家欢迎！
雷萍：尊敬的厉主席、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每日经济新闻的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至此2011中国投资年会开幕之际，我代表每日经济新闻新闻报社，对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本次年会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北京举行了首届中国投资年会，邀请了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家的代表，就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就各界关注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今年的年会主题是“因势而变—change”，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的2011年，中国面临着比2010年更为复杂和矛盾的经济形势，变革和变化都将贯穿始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需要决策层的勇气，也需要扎实的改革之道和创新之举，需要在座各位嘉宾的智慧声音。在过去一年里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在领导和嘉宾、读者朋友们的支持下，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支持下和我们自己的坚持下，每日经济新闻在2011年一定能够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最后，希望我们的经济能够发展得更稳一点，人民的收入能增长更快一点，社会还能更和谐一点，还要祝福各位嘉宾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的光临！
主持人：雷萍女士请留步，今天是每日经济新闻的一个年度盛会，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对每日经济新闻的印象就是一家令人敬畏的媒体。我相信去揭露一些虚假的事情，很多媒体以他们的专业能力也能做到，但是很多人不敢、不愿或者不想去揭露。如果说揭露是需要勇气，我想问一个问题，这种勇气从哪里来？
雷萍：这种勇气来自于我们的读者，因为读者需要真相，也来自资本市场，我们也有我们的社会责任。
主持人：谢谢！能不能透露一下今年计划揭露哪几个？
雷萍：我们相信中国资本市场和我们中国的企业，大多数企业都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当然有个别的企业有违规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和所有媒体都来履行这样一个监督的功能，还希望我们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支持，给我们勇气，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雷萍总编辑，我们大家一定会支持你和你的媒体，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致辞完毕，接下来是比较精彩的主题演讲阶段。对于2011年来说确实有很多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变得不确定。我们虽然知道2011年是一个转变的一年，但是“转”都知道，但是往哪个方向转，转成什么样子，转的结果又会是怎样？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但是每个人的答案估计拿出来说的话，都会有分歧。所以接下来有五个主题演讲，有句话叫“兼听则明”，从各个角度探讨一下2011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汇率变动等等问题。
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先生发言！
贺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根据这次投资年会的主题和联系人对我提出的建议，我想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收入分配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观点。
首先，我谈谈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小康社会的区别。
大家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基本小康，或者说是达到了总体小康的水平。但是那个时候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农村中大约有1、2亿人口尚的不到温饱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体中国人民都有一个温饱，那是一个低水平的，而且是很不全面的，发展也是很不均衡的一个小康水平。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在十六大的时候就适时的提出了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各项指标要求更高了。特别重要的是，发展要均衡。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应该发展均衡，收入分配应该比较均衡。而不是被所谓“被平均”这样达到某一个水平，要达到真正的均衡。要在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之下达到全面殷实的阶段，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这是我对全面小康和基本小康的一个认识。因此，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2020年，我们就应该按照全面小康的要求，绝大多数的人，全国绝大多数的地区都达到真正的小康，都达到殷实。
其次，我想谈谈，为什么说“十二五”时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不久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的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关于“攻坚”这个含义，前不久我在沈阳谈了我的看法，我今天想谈谈关键时期。
我认为这个含义是非常深刻的，不是简单的说它是一个攻坚时期，它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一共是20年，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半。那么在这10年当中，应当说我们国家在建设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GDP总量今年，或者说是去年跃居世界第二位，超过了日本。因此，最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们，把中国忽悠到天上去了。得
但是，自己应该知道自己究竟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和困难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就是，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这种发展趋势说得严重一点，正在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我认为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基本的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就看“十二五”这个五年当中怎么发展。如果还像前十年那样，让我们的地区发展、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让我们的个人之间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就那麻烦了。所以，这五年能不能扭转这个发展趋势，是非常关键的五年。如果扭转不了，那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问题就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这就是我们说关键时期、攻坚时期的真实意义所在。是我谈的第二点。
最后，我想谈谈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和调整的思路。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达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从城乡差距来看，我们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已经扩大到了3.3：1。世界上城乡差异的一般水平是2：1左右，那么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一般情况。
再从经济系数来看，世界银行测算的结果我们已经超过了0.5，大家知道0.4是一个警戒线，这是属于收入分配的差距悬殊的表现。我们按照2004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来看，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系数0.47，印度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国家，它的经济系数是0.37，我们是0.47，美国的经济系数是0.41，当然世界银行的数字不能绝对的相信它，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公布这样一个数字，只好参考，但是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2004年公布的那么多国家的经济系数，唯有巴西比我们高，其他都比我们低。再从最高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与最低的20%的人口平均收入，这两个收入之比来看，这两个收入之比中国是10.7倍，也就是最高的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收入的20%的人的平均收入，两项相比是10.7倍。
而美国，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记住，它是8.4。俄罗斯，我们认为也是一个从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出来，值得研究的一个国家，它的比例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是全世界这两个比例最低的，是3.4倍，我们超过了10倍，这不能熟视无睹，不能不重视！
再从行业收入的差距来看，我们最高的行业与最低收入的行业相差15倍，我们国务院系统改革过程中就是这么一个数。国企的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会平均收入二者之比相差128倍，这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很难理解的。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坚决对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进行调整。那么怎么调整呢？我只能谈谈我个人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我认为：
第一，要严格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渐调整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重，调整这个比重必须是要实现科学的最低工资制度。如果说一个企业家要在中国办企业，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都不能给职工，那就不能在中国办企业，这也是各国的共同的做法。
80年代初，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我所在那个州小时工资低于6美元，就可以去法院告老板，一告一个准，中国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不但最低工资制度实行不了，我们还欠职工的工资，甚至要我们的总理去帮着他们讨工资，这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要规范公务员、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制度，并且严格的按个人所得税进行征缴。我们公务员的工资这次改革迈出了一步，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同是公务员，为什么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工资会差那么远？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是副部级的干部，国有企业的高管，为什么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我们有一个国企的高管跟我比较熟，我们在一起开玩笑，他说我们是跟国际接轨。我也不客气，我说你是高管，你跟国际接轨，但是你的职工跟国际接轨了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要规划。
第三，要加大财政税收这个杠杆对于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引到资金和人才向需要发展或者欠发达的地方流动，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最后，我要讲的，最近我向媒体谈了不少我个人的观点，归结起来说这些观点不是主流的观点，是非主流的观点。之所以是非主流的，我想可能是我经济理论上，一是，挑战凯恩斯的理论，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二是挑战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说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我认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人家说要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流动性泛滥，我说不可能；人家说现在的经济形势很好，我说不能盲目，有可能出现经济滞胀；人家说应该是宽财政、紧货币，我说应该是紧财政、宽货币。
总而言之，我的许多观点跟主流的观点有点儿不大一样。因此，不能保证它是正确的，仅供各位参考，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贺主任！下一位演讲嘉宾为会议专门准备了PPT，热钱问题在去年是困扰了很多人，包括后来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提了“池”的问题。另外，汇率包括利率都是工具之一，到底这个热钱在2011年我们应该怎么看？下面有请第二位演讲嘉宾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长管涛先生。
管涛：谢谢主持人！大家都知道，经济只要开放，都会面临国际资本刘流动冲击的风险。作为中国来讲，随着改革开放30年，经济越来越开放，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到了这种风险。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积极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风险”。
我现在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昨天的公布的数字解释一下。
第二，回顾一下2010年的外汇形势的主要特点。
第三，展望一下2011年的外汇形势。
最后谈谈对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个人看法。
首先，分析一下去年外汇储备增长状况。央行公布的数字去年年末外汇储备是2847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481亿美元，跟09年的水平差不多。我个人分析4481亿美元基本上跟我们外贸进出口活动，对外投融资活动是相符的，数据来源渠道也是可以解释的。给大家报告几个大数，一个是海关公布的外贸进出口顺差，1800亿美元，商务部的全年利用外资数没有出来，前11个月是971亿美元，直接投资资金流入是500亿。我们还有很多企业、银行到海外去上市募集资金，按照证监会公布的数据，前11个月是179亿，大数全年是200亿。还有一块就是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就是我们今年力推的，在扩大试点以后应该说跨境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出现了井喷，出现非常迅速的增长。
用人民币对外支付，虽然不是外汇形式，但是可以减少我们的用汇，变相的增加了我们的对外人民币负债。从国际收入统计上应该属于资本流入，这块人民币对外支付减去收人民币的差，去年前年将近是400亿美元。还有一块，我们看了一下外管局说到前三季度外汇储备的收益，再加上资产变动有800多亿，全年加起来差不多1000亿。还有外汇贷款700亿美元。几个数加起来是4600亿，和外汇储备增加4500亿基本是相符的。
第二，给大家回顾一下去年的外汇形势的主要特点。刚才说了去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4000多亿美元，这应该是第四年，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是3000、4000亿美元，应该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应该是很突出的。我们“十二五”建议和经济工作会议里再次提出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在大顺差的格局下，由于经济的越来越开放，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我们还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波动性明显加大，我们发现对流入按、流出的周期要用月和季度来衡量，不是用年了。
从这几方面的数据来看：
1、银行的外汇贷款投放出现了大幅振荡，2008年前三季度，投放是9300亿美元，第四季度和09年的一季度下降到了6000多亿和3000多亿美元。2009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回升。2010年三季度投放了7000亿美元，但是低于2007年和2008年的投放水平，但是高于2006年5500亿美元的水平，这是外汇贷款投放，在危机中出现了波动。
第二个外汇贷款的波动，外汇贷款是不可以用人民币使用的，不会直接增加外汇市场的供给，实际上会减少外汇需求，会变相的扩大外汇市场的供求失衡，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个目标。外汇贷款从贷存比来看也出现了波动。2008年3月达到了73%，比2007年上升了74个百分点。在危机开始以后，虽然危机越来越严重，开始出现了下降，降到了2009年3月的117%。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对外汇贷款的需求很旺盛，但是企业外汇存款增长比较慢，导致放款能力下降。
另外，特别是去年5、6月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所以5、6月份看到了外汇贷款下降。这里有一个图表，大家都知道，目前由于存在着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外币的融资成本相对，特别是中国的企业股本少，负债高，所以负债美元化的操作，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是比较盛行的。
我们把外汇局从去年开始，按月度公布了两个数，一个是银行结汇、售汇的数，再有是银行跨境收付款的数按。我们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5、6、7月份是顺收少于顺差的时候，一部分是起用的外汇购汇贷款。正好就是5、6、7月份，外汇贷款余额下降，同期我们的顺差和顺差出现了小于顺差的模式。
再一个波动就是外贸进出口剧烈波动，外贸进出口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下降了14%，顺差减少了33.6%。但是，今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回升，开始补库存，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全年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34.7%，由于进口的增长快于出口，贸易顺差下降了6.4%。从2010年的情况来看又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上半年贸易顺差是大幅收窄的，下了50、60%。由于贸易顺差的减少，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平稳较快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对内需的依赖进一步加大。
同时，波动还体现在人民币汇率，2008年下半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出现了变动。但是进行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呈现了双向的宽幅波动，从6月19号开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有78个交易价是升值。
在交易过程中，人民币对美元交易，有41个交易日在升值区间波动，有18个交易日在贬值区域间波动。
第三，谈谈自己对今年外汇形势的基本看法，今年仍然是顺差格局，但是还会延续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大幅动荡的态势。一个是结构性的贸易顺差问题短期内不会解决；还有一个，由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同时，存在逆差的因素，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保持顺差的格局。但是，这种波动风险会加剧，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欧洲债权债务危机还在演变。
最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美联储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的流动性过剩，特别是在实体经济复苏还没有明确成效的情况下，大量的流动性在大宗市场，在金融市场上徘徊，造成了局部泡沫，会加剧风险，对我们都会造成大的冲击。
刚才说了任何开放经济都会面临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中国面对的主要风险就是大量流入的风险，怎么面对这个挑战？我有以下看法：
1、引导市场主体树立正确的风险意识。
2、稳步推进人民币外汇金融产品创新。
3、按均衡管理思路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4、稳妥有序推进资本输出渠道多元化。
5、提高外汇管理政策和数据的透明度。
6、加快建立境内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
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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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听到的一些说法，说美国的量化宽松的政策是针对中国，希望中国不断加息，从而拖垮中国经济。所以我们2011年的对策是继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继续维持负利率，不知道对这个传闻和观点您是怎么看？
管涛：首先，不论是汇率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人民银行的事，我虽然是外汇管理部门，也跟人民银行的同事有交道，但是这方面我们政策我们不予以评论的。谈一些个人看法，美国的量化宽松是不是有意针对中国？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美国的量化宽松是从美国自身的需要考虑的，制订的这个量化宽松，不能简单说是针对中国的；另外一方面，由于美元本位的货币安排，美国的宽松政策必然会给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带来挑战，我们必须制订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外部冲击的因素。谢谢！
主持人：感谢！说完热钱的话题，再说说跟热钱有些关系，但似乎关系又不大了，是关于产业政策的。都说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到底今年的政策有什么变化？下面邀请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熊必琳，有请！
熊必琳：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才两位专家都介绍了一些跟金融，包括宏观方面的一些建议，我针对中国的产业方面谈一些看法。
4大家知道“十二五”建议和即将通过的规划纲要，应该说是我们未来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文件。其中重要产业的生产力布局和调整规划，还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是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的17个国家级专项规划的其中2个。这两个规划都是由我们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协调司来做的，所以我想围绕我们的一些工作，对“十二五”重点产业生产力布局和结构调查，还有现代服务业发展谈几点看法。同时，也向各位汇报一下今年我们在这方面主要做哪些工作。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个新的阶段性的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然可以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把握好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地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我汇报的第一部分是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我国产业发展未来五年再上升新的台阶。谋划未来五年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必须对中国当前的产业发展阶段性要有一个充分认识，做到知彼知己，心中有数。
我想做几个分析：
第一，对当前我国产业的发展阶段性，特征，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这从几个方面看：
从三次产业结构发展变化规律，我国仍处于一个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目前，我们还有50%的人口要通过农业生产就业。城镇化的水平明显低于工业化60%的平均水平，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应该说这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业的典型特征。
从2006年以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达到了47.1%，应该说仍然是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目前这个状况预期在“十二五”期间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整体上处于工业发展的中期阶段，但是存在着地区差异和不均衡。部分经济发达的地区，应该说是正陆续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服务经济比重逐步上升。
比如说北京市，北京市现在大概三产的比重占到70%了，但是我们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只有30%、40%、50%。从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来看，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动部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化迈进的阶段。“十一五”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资本、技术等全球配置引发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刻变革。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问题正在展开，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产业链的垂直分工已经成为国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坐享超额利润。
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行业，仍然处在一个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缺乏左右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加上我们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崛起，我们以低成本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优势已经逐渐丧失。这次金融危机，我们多数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损失很大，受到的冲击也很大，也因为这个原因。未来五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应该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强国，应该是大势所趋。引导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购买企业股权、品牌和技术，更高层次的参与国际竞争，谋求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更高地位，已经成为共识。所以说“十二五”期间，我们在国际化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其次，从发展质量和水平看，中国已经进入了需要全面提升产业素质自节。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制造业的体系，应该说是比较完备了，无论是技术装备水平也好，从我们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来讲，比如说像钢铁、有色、水泥、化工等一大批重要的产品生产规模和产量，已经是多年连续世界第一。国际竞争力也在逐步增强，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的看到数量和规模的庞大，并不意味着我国工业化的现代化的水平已经很高。我们相当多的行业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普遍存在产能低水平过剩，集约化程度低，自主创新能力弱，国际竞争力不强等共性问题。
所以说“十二五”我们必须要在提升产业素质，提高发展质量上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二，重点产业生产力布局和调整，必须以推动我国的制造业由大变强，作为转变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走新兴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且将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从十六大到十七大，我们走过了8个年头，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十二五”无论从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还是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坚定不移的推动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但是，这五年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优化布局，8加快自主创新，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等结构性的任务，进展很慢，不适应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但是动力不足，仍然希望以过去粗放型的模式来实现发展，就是上规模，上总量，忽视质的提升。恩
所以说，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这将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同时，国内的煤电油运制约日渐增强，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不断加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转变发展方式应该是时不我待，刻不容缓。
（一）我们面临着结构调整任务非常重，一个是过剩的产能使部分行业重新陷入经营困难。现在我们大概造船的产6600当万吨，电解铝2200万吨，水泥超过22亿，这些产能过剩的矛盾突出，但是一些地方仍然不断上项目，引发过渡竞争的奉献。
（二）淘汰落后的压力较大，还有1亿吨的炼铁，50万吨的电解铝，2.5亿吨的水泥，这些落后产能按照淘汰落后的目标，要在今年年底淘汰。
（三）产业布局不合理的矛盾突出。现在全国有46个城市都有钢厂，都需要城市钢厂的搬迁，同时还有部分地区建设石油炼化项目高涨，安全形势紧迫，轻纺工业集中建在沿海地区，随着土地资源的增长，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改变，迫切需要向比较具有优势的地区改变。
（四）传统产业粗放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整体看，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比较薄弱。去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战略新兴产业的有关文件，但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所需要的高性能的材料，包括先进的装备，还有关键的零部件，还有核心技术，在我国不能提供，所以传统产业面临着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材料，我们还不能制造。
（五）环境、资源约束加剧。一是矿产资源对外依赖度加强，我们国家的多种矿产资源都面临着严重的短缺。比如原油，铁矿石，镍矿、钾矿等，所有这些自给率都不足50%，进口压力不断加大；二是能源供给难以支撑，我们现在工业能源消耗的比重已经占到了前国的71.3%，在能源供应增速不低的情况下，一些地区仍在拉闸限电，一些高耗能、粗放性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支撑了。同时，崩得过紧的供求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产业发展方式仍然粗放性的特征，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2009年工业二氧化硫需氧量和排放量已经成为环境主要污染源，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任务最紧迫、最艰巨的领域。此外，我们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还需要我们应对。特别是针对我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更加频繁的对我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和设置各种贸易壁垒。范围已经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产品从轻工、纺织品扩大到钢材、有色金属、轮胎、烧碱、纯碱等原料。
同时，我们还要着眼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解决长期困扰我国良性发展的矛盾，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价格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方面的改革。
所以说，“十二五”我们重点产业布局和调整，主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1、坚持高标准，严格政策导向。
2、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开放中谋求发展。
3、坚决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同时，我们还要抓住机遇，推动服务业的大发展。今年我们主要做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继续抓好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规划的贯彻落实。
2、做好“十二五”规划的有关方面的工作。包括服务业的发展。
3、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年初我们即将要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版，并且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做宣传，引导社会投资，流向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和领域上来。
4、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的布局建设，综合平衡钢铁、石化、有色金属、造船、造纸等重大行业的产业基地发展，对资源、能源、市场等方面外部调整要求。通过调整和优化布局，打造符合现代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的重大产业基地。
5、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好振兴东北，促进珠三角、长三角、环环渤海等地区调整产业结构。
6、做好服务业的发展工作。
（1）编制好“十二五”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
（2）推进服务业的综合改革试点。
（3）严格制订考核体系。
（4）加快服务领域国际交流，提高服务业的开放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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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感谢熊先生！产业调整确实是我们在2011年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这些产业里有一个产业可能这几年一直在说，说要扩大内需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说得特别响，但是每年与内需相关的产业增长率似乎慢了一点儿，这里边到底症结何在，制度上有哪些完善的地方？下面请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他的演讲题目是“扩大内需，与制度变革”。
华生：各位来宾，下午好！感谢每日经济新闻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是投资年会，大家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我们经常批评政府太关心GDP了，我们媒体也有责任。因为我是从80年代改革过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80年代的时候也有过年增长三四五六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大的敏感性，预测了半天还不如统计局重新校正一下。
我觉得对经济增长的过度敏感，好像改革开放过了30多年，我们承受力更低了，我觉得是有点儿问题的。因此，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现在的轨道上有波动的继续发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证券市场，一年多前华夏基金的投资年会上，当时我说2007年以来的调整要用年来计算，因此2010年的股市虎头蛇尾。现在新的一年来了，我觉得新的一年，2011年股市虽然蹦蹦跳跳，但是不用悲观。
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真正挑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包括这次汇率问题，本来汇率上升是一个大好事。人家嫌我们人民币估值低了，说可以多买一些东西回来，出国旅游可以更便宜，我们自己不愿意，这是挺奇怪的事情。但是中国汇率的改革，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没有充分市场化。因此，危险的，不好的，并不是人民币在升值，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逐步变成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必然的现象，也是一件好事。危险是在于当你的资源和要素还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上去了将来再下来，这样就容易形成金融危机的冲击，就像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样，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汇率改革要和资源、要素的市场化要同步。
对于中国经济真正的调整，我讲的题目是内需，我觉得把内需说的那么复杂就是没有抓住主要的线索和矛盾。中国的内需问题关键在什么地方？中国13亿人口，还这么穷，本来是没有内需问题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祖宗是马克思，马克思早就说过需求不足都是因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什么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肯定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
包括我们要转变结构，调结构的核心，中国最大的结构失衡是什么？是城乡结构。中国的工业化率刚才说了到60%，中国的城市化率，官方的统计是46.6%，减去其中的1亿多农民工，实际是34%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这是我们造成的整个经济失衡的根源。
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在城乡结构上，这么扭曲的时候，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包括我们讲的贫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快到0.5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中国农村的经济系数在0.3几，中国城市的经济系数也在0.3几，在0.4的警戒线以下，把农村和城市加在一起就靠近0.5了，所以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是城乡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指向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包括“十二五”要调结构，首先就是调城乡结构，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说一遍，那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城乡贫富差距的扩大，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现在天天讲的收入分配，严格的说贫富差距收入分配只是一个因素，马克思从来反对围绕着收入分配做文章，因为他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你的收入分配。表现在城乡问题上，需求不足，主要也不是因为收入。
我一直说几十年前我在农插队的时候，一年只能挣30多块，边远地区的农民连30块都挣不着，现在我们家的小保姆是甘肃边远地区坐几十个小时来的车来的，他们北京一年挣2、3万，还免吃免住。在这种情况下，从收入的角度，差距是不会拉大的。而且从所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统计局的数字统计方法是有问题的，当然他们的数据不可靠，从07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稳定，2010年一定在缩小。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大大超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用城乡这个角度看，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年龄大一些的人可能记得，当时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就是靠“剪刀差”掠夺农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是当时苏联走过的路，也是中国走过了路，强制收购农宾的农产品。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就是利用城乡土地的市场价格差，掠夺农民实现我们今天表面光鲜的城市化。不是农民工的收入低了，农民工的收入在2010年，全国普遍上升了超过20%，几乎是GDP的两倍，所以现在收入分配领域当中的很多流行的观点，包括“十二五”规划当中的提法，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财富分配急剧的分化。在城乡问题上，首先就是土地。
我们现在的拆迁，为什么拆到全国去了？越搞越厉害。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利益驱动，一般的说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钱，我个人看法并不对，越有钱的地方越搞拆迁。所以不是因为没有钱，是越有钱，胃口越大，雄心越大，钱越不够。根子是出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比如拆迁问题上，我们现在围绕着拆迁的那个“办法”8打圈子，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是在于国土部2006年出台了整地占补平衡的暂行管理办法。房地产业当中有一个“黄金定律”，位置是第一位的。北京土地的位置跟边缘山区的位置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可以在山区里造一亩地来，换城市的一片位置。根本的是要改变这种机制设计，要进行制度变革。这样才能改变上亿万的从农村人口到财政，向开发商，向城市这种大规模的财产转移。
再比如，房地产，就是城市的房价，去年房价的调控尽管临时控制住了房价，但是还没有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办法。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我看房价的控制仍然是有问题的。包括现在保障房的建设，在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着众多的漏洞。这些保障房是不是包括我们政府给自己的干部和职工修建的房子？是不是包括事业单位，包括大企业建的房子呢？这些保障房和经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将来能不能变成商品呢？
内需不足的原因，马克思早就说过由于贫富差距太大，我们现在贫富差距太大的原因首要的是因为财产差距。你的工资比别人高一、两千块，也赶不上别人的房子比你的大十平米、八平米。所以我们在贫差距上，在分配政策上的思路要重新整理，否则不可能改变我们贫富扩大和内需不足局面。
除了这个话题以外，财产分配上，利用城乡土地的市场价格差掠夺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每年都以万亿的规模在进行还有千亿规模的，这就涉及到 金融市场，涉及到银行体系。最近周小川行长说了，要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现在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最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存款，但是这五年的存款，如果存在银行里，存一年定期的话，五年下来可能增长了12-15%。即使是存三年定期，五年定期，其增长也不会超过20%，而房价已经翻了几番。
所以，现在利率没有市场化，不光是涉及到我们的汇率问题，金融政策的问题，也是一种财富再分配，一种严重扭曲的财富再分配的形式。每年以千亿的规模，从普通劳动者和普通储户向银行、向贷款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提高一点点工资的问题，何况要受到市场规律的约束。
所以从银行体系来说，利率的市场化是要摆到前面来，要摆在财富分配的角度，而不是作为配合汇率政策，或者是宏观调控其他工具的一个牺牲品，长期保持负利率和低利率。因为如果按照市场化的利率，财富的转移，从中低收入者，从普通劳动者，向银行和企业的转移，每年是以几千亿的规模在进行，这个就需要我们证券市场的变革。
我们现在的证券市场，经常说是股市，证券市场本来应该以债券交易为主体，而市场化的证券交易会给广大投资者提供真正的收入，买卖股票是投资性的收入，是经营性的收入，财产性的收入是你拥有财产，它自己就会带来收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些概念上存在着相当多的混乱。
当然，在我们的股市上，跟我们的内需和贫富差距也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大家普遍批评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三高”的现象，每天大规模的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个里面是由我们中国股市投资文化的原因。大盘股向农业银行10几倍市盈率也破八了，这个是跟我们的投资文化，炒小盘，炒微盘是相关的。
我们的制度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不是现在围绕询价打圈子的问题，因为二级市场上的价格比询价的价格还要再上一个台阶。我们现在在机制的设计上存在缺陷，其中一个主要的缺陷是创业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推出快速下市的机制，纳斯达克的市场上每年有几百家的企业下市，高估会影响到财富的分配。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中股市的股本扩张是受控制的，在现行政策面特别的优惠那些高募集的创业板和中小板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行制度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配合行政性的股本控制的情况下是有缺陷的。
因此，真正要抑制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三高”现象，釜底抽薪的做法，要实行快速的下市机制，应该严格限制创业板和中小板靠高募集进行改变。
归结起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内需的问题，内需的问题又主要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因为如果单单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我们不存在多大的内需问题，包括2010年以19%的速度在增减，当然那个也不光是居民，也有集团在消费，但是也一定是集团里面的人在消费。我们的问题关键是收入分配包括财产分配所造成的巨大差距遏制了我们内需能力的扩张。
所以，我觉得在“十二五”开头之年，重新理清思路，抓住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进行制度变革，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谢谢大家！
主持人：您讲收入分配，但是也讲到了股市，关于创业板的问题，下周末我们还要讨论。我有一个小问题，股市的问题您非常关心，您予测2010年的股市用虎头蛇尾的这个词，预测2011年是兔年，用一个成语您觉得会是什么？
华生：兔的成语比较少，我只想到狡免三窟，兔年大家要增加清醒，我对2010年的股市当时不乐观，对2011年的股市可以不悲观。
主持人：谢谢华生校长！从虎头蛇尾到狡免三窟，2011年大家炒股票的时候还要留一个心眼。刚才谈到内需问题，当然跟制度改革有很大的问题，内需问题跟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密切相关，所以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先生，也是国内主要的收入分配的专家，他的演讲主题是“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路径”，有请！
杨宜勇：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会，今天的会议题目是“因势而变—change”，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要了解“十二五”的“势”，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性的转变。在刚刚开过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央给“十二五”的定调和“十一五”具有相同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于主题，“十一五”以发展为主题，“十二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强调发展要更加科学，要用科学发展观来引领未来的发展。
第二个是关于主线也有变化，“十一五”期间中央定义的是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十二五”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增长和发展方式，这个小小的变化对未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说因势而变，“势”变的，就是逼着我们要往上做更高的要求。我们怎么变？奥巴马上台之前也说要变，上台之后也说要不断的变，只有变才能掌握主动权。所以变的方向就是要向更高、更精、更尖，向高精尖的方向来变，从而实现又好又快的目标。“快”不是我们唯一追求的，“好”字应该当先，在好的情况下，我们适当的快。
总书记讲加快经济转变的方式，跟我们产业布局是非常有关系的。总书记非常关心中国怎么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陷井，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我们的产业的谋划，包括我们的产业布局，老是跟在别人的后边，不能够领先亚洲，不能够走出亚洲，怎么能担当GDP老二的角色，怎么从老二变成老大？
过去的100年只有3个国家跳出了“中等收入”的陷井，就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100年里跳过“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不到2%，同样21世纪100年，跳过“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也就是2%左右。中国要成为100年中间的三个之一，而且要在头一个50年作为其中之一，必须要变，而且要剧变，这就是为什么要变的问题。
再有，形势也相当的紧迫，我们金融危机应对的还不错，恢复的还挺快，看起来也挺好，但是还存在令人担忧的情况。看美国、欧盟的经济也都增长了，但是失业没有根本性的好转，还要转嫁，像奥巴马今年要救14.7%的穷人。
科技革命引领新的产业正在孕育中，而我们还是卖沙子、卖钢筋、卖水泥，还津津乐道，如果不加快转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转变发展方式就会输掉未来，所以转变发展方式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中等收入”的陷井，2008年我们的人均GDP才800美元，2010年我们达到4100亿美元，未来的10年我们面临着中等收入陷井的关口。2009年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的上限是1.1万美元，如果2020年跟2010年比的话，做的好就能够跳过去，做的不好，就跳不过去。所以，这是形势严峻的问题。
收入分配非常的关键，但是分配也制约着内需。“十二五”重举了共同富裕的旗帜，什么叫共同富裕？就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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