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家宝总理访印看中央“顶层设计”的重大战略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后，作为一国总理两次访问印度，温家宝是第一人。16日晚间，新华网从印度新德里传来温总理的重要讲话，说中印关系超越了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
       
　　自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吹风上宣布温家宝访印的消息后，我就预计到这次温总理访印不同寻常的意义。尤其得知，中印双方决定建立两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并开通两国总理电话热线，双方还同意建立中印外长年度互访机制，宣布２０１１年为“中印交流年”，和同意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立２０１５年双边贸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的新目标，等一系列重大合作事项后，验证了我的一些看法。 
     
　　温家宝总理这次访印具有两层实质性的深远意义，第一层意义，是在最近2－3年内，中国力争给印度送去务实求和、真诚互信、纵深合作的友好诚意，解决两国存在的分歧。
     
　　我们知道，中印两国建交60年了。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开始，中印两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发后，以每年好几番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印度是九十年代初才开始改革，比中国晚了10年。到2009年，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从GDP上看，2006年中国是2.7万亿美元，印度是10000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7倍。2009年中国是4.9万亿美元，印度是1.2万亿美元，中国是印度是4倍；人均GDP上看，2005年中国是1700美元，印度是700美元，中国是印度是2.4倍。2009年中国是3678美元，印度是1030美元，中国是印度的3.5倍；从钢产量差距看，2009年我国的钢产量是5.68亿吨，印度才5660万吨，是印度是10倍。从发电量上看，2009年中国的发电量是36506亿度，印度是7747亿度，中国是印度是5倍。从基础设施上看，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现在接近6万公里，印度是3000公里。从外资引进方面看，印度引进投资量到2009年是1270亿美元，仅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九分之一。而外贸方面，2009年中国的贸易总量是2.2万亿美元，印度是5000亿美元，相差4倍。
    
　　另外，从贸易量看，中印两国从10年前的20多亿增长到现在近600亿，增幅30倍。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接近200亿美元。还有，中印两国的经济结构不一样，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占GDP的一半，而印度的服务业占本国GDP的一半，是服务产业大国。
      
　　正是因为上述的经济差距与经济结构的不同，加上美国、日本、法国和韩国等国家的极力“亲和”，像奥巴马与印度签署了足能解决美国10万人就业的合作订单。印度在最近一些年里和欧盟一样，给中国外贸设立障碍和反倾销税等问题。甚至连“中印自由贸易区合作协定”也一直拖到今天并没半点进展。所以，温总理这次带了400人的企业团队，据我所知，一多半是采购企业，一少半是投资型企业。实际是给印度带去了采购订单和投资合作。这是中国不以邻为壑的真实行动。
      
　　第二层意义是，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印度达成用两国本国货币结算的目的。
      
　　我们知道，2008年风云突起的金融危机，实际主要是美国的金融链条断裂，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做为工业大国的我们，实体产业雄厚，本不需要投入过量的货币。但为了挽救世界整体经济危机，依然超量发行货币，等于超量承担了国际责任。到2010年11月，美国不顾损害他国的利益，再次投放6000万美元的货币。这就是说，美国只顾自己。这一手，引起世界各国的不满。这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加速了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速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温家宝总理刚刚与俄罗斯签署完用两国本国货币兑换的协议。
      
　　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年，首先与印度达成用两国本国货币结算的目的，那么，亚洲南部、西部的其他国家就很容易取得同样的货币结算目的。最后剩下日本和韩国，力争说服之。我预计，在“十二五”末期、或是“十三五”初期，基本就能看到亚洲地区大面积地用人民币结算的希望。
      
　　采取用人民币结算试点，实际上从2009年4月就开始，当年的7月份上海完成了第一笔订单。到2010年10月，新疆是第一个省份实现全部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全国20个省份全面铺开，共计67359家企业参加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12月3日，央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近日联合审定了新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际上，一场用人民币结算的运动静悄悄地在全国展开。
      
　　启动人民币结算，是中央“顶层设计”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步。步骤，稳健；效果，实际；影响，深远。这就是温总理说的，“中印关系超越了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之所在。改变了人民币的运转方式，其他国际合作问题都会跟着转变。
    
　　“顶层设计”概念，首次出现在“十二五”规划里，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提出来，与“经济总体规划”概念并列。

　　中央尽管提出“顶层设计”概念，但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我认为，“顶层设计” 与“经济总体规划”概念有两个实质性的区别：就是“政府决定”和“求真务实”。
    
　　什么是政府决定？就是经济总体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由政府直接决定的事务。为什么政府要直接决定事务？中国改革30多年来，我们基本完成了资源的初次配置，经历了数不清的改革实验。却发现靠市场经济理论，无法完成资源的合理分配与财富的均衡化。尤其是权利垄断、资本垄断和集团化垄断，既剥夺着广大消费者、也阻碍着政府的改革意愿难以尽快实现。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高通胀和流动性把整个市场价格体系几乎快要摧毁了。
     
　　100多年来，到现在为止，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依据，主要依靠三位经济大师：第一位是创立了产业分工理论的亚当·斯密，第二位是教会政府使用货币理论的凯恩斯，第三位是创立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哈耶克。而第四位是在中国继续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系统论述的中国学者张维迎。
     
　　最近5年，世界各个经济体出现了很大的体制性转变。美国近15年来，惯于用利率杠杆调整经济平衡的做法，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尤其是近两年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凯恩斯主义推向了巅峰。借拯救经济危机之际，也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但凯恩斯只教会了政府发行货币，却没留下理论办法教会政府化解通胀和高物价。问题是，美国家里目前没有通胀。这说明什么问题？如果宽泛一点地说，凯恩斯理论可能仅仅适合金融大国，而不适合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中国。所以，凯恩斯主义指导不了中国问题。
     
　　30年来，中国GDP每年以10%速度增长，也说明我们的经济改革速度是相当快的，是世界各国改革幅度最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一点，就无法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的改革得失。为什么这么说？我是根据两个主要因素：一个人口，二是资源。中国是地大、人多。改革面对的是什么？就是对人的改革、对资源配置的改革。
      
　　哈耶克所主导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终极发展目标。在我看来，哈尔克主义与斯密主义是世界各个经济体发展的指路灯。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经过欧洲、英国、美国等工业化过早成熟西方国家的不断实践，说明无法实现。英国自1972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全面实现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都卖了。现在，却大幅度向国有企业体制回复。美国最近几年，政府大幅度干预经济。就连哈耶克本人在后期，都承认过于理想化。所以，从21世纪前30年看，哈尔克也指导不了中国问题。
      
　　张维迎是第一位将产业理论和市场理论以及价格双轨制理论、系统地引进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国学者。尽管市场化名称代表给了吴敬琏－“吴市场”。张维迎用产业理论、价格理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品牌理论、信誉信用理论、博弈理论和创新理论等，影响了中国近26年，影响了中国一大批企业家。但是，唯独张维迎的市场化理论遇到了重重障碍。（－－指整个自由的市场化理论，并不仅仅指张维迎）。
   
　　举几个现实例子，一、从最早2001年引进的在国有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政策。后来发现这种方式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2003年被封杀；二、央企改革，前后经历了好几轮的折腾，改革重心是法人治理结构。后来发现无法完成这项改革，不得不停止。最后把央企改革目标集中在精简企业数量上。三、医疗体制改革，兴师动众，大部分医院经历了市场化机制改革。最终却并没有改变看病难、吃药贵的主要问题。结果现在全面回复国有体制与鼓励民营医院共同发展的思路。四、尤其是房地产行业，实施市场化改革后，房价增速惊人，是全世界之最。成为2010年网民痛批的主要问题。五、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问题，成为2010年老百姓强烈抗议的问题。所以，所有这些与老百姓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不禁要问，市场化改革成果为什么越来越远离老百姓？这就说明，自由的市场化经济理论一时半会是解决不了现有的矛盾。
      
　　由此，我们就能看到，中央政府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利害关系，看明白了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实际指导价值，在国际形式复杂多变、经济因素相当不稳定的情况下，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没有实际指导意义，只能说是长远的发展方向。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快速、民主和公平的发展，“十二五”时期，政府必须决定。
      
　　那么，什么是求真务实？我的理解是，不是让政府、老百姓、企业和资源分配跟着书本上设定的自由市场化经济理论框框走，而是把老百姓和企业呼吁最大的问题、矛盾，用最优的解决方案、解决办法来处理，就是一个时间段中最优的自由的市场化体制。
      
　　再举一个典型例子，“十二五”规划提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张维迎说，“扩大消费不是靠政府，而是靠创新”。这个说法对不对？我想没错。理由是，一个市场，无非就存在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卖，一种是买。而第三种是中间流通环节，是个产品转移过程。所以，消费市场就存在企业卖产品与消费者买产品两种主要形态。那么，卖产品的任务主要有中间流通环节的商业公司和零售商人来完成。为了多销售产品，企业与商人们会想出很多办法来的，远远超越政府的促销手段。所以，按照市场销售理论，政府是没有必要插手的。提出与不提出扩大消费口号，都无所谓。因为企业本身每天都有扩张市场的欲望。消费者就更不用说了，吃饭、穿衣以及使用物品更不可缺少，每个人都会主动寻找市场购买。
    
　　但是，我们要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就是全世界的所有产品市场，不是每年、每月、每天都是创新出来的新产品市场，而是不断重复叫卖同等质品、同等技术含量的产品。这是全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不断重复叫卖同质物品，所以，就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态。我相信，人类未来的1000年，会一直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直到地球资源用完为止才能改变供大于求的状态。所以，扩大消费既靠企业、商家，也离不开政府政策。实际上，政府是在帮助企业叫卖产品，收益的是企业，掏包的是老百姓。这是政府善待企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试想，为什么政府不反过来压低产品价格，让老百姓买便宜物品？因为扩大内需政策能增加企业利润，企业有了足够的利润，才有财力接纳就业。因为我们每一个有劳动能力人的收入几乎都来自于企业支付。而政府就可以增加税收。而靠创新能消化了这些问题吗？不能的。所以，将自由的市场经济理论超越现实容纳度，就等于过于理想推崇，不现实。
    
　　所以，在“十二五”期间，建议中央决策层，把企业、政府、老百姓与资源四者之间的分配，调整到最优、最合理程度，就是“顶层制度设计”的最好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