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谈胃癌“术后去化疗”：精准治疗是必然方向，治疗格局会由中国来引领

每经记者｜金喆    每经编辑｜杨翼    

2026年6月1日，芝加哥麦考密克展览中心，ASCO（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现场，人声鼎沸。快速口头报告环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站上报告台，公布ASTRUM-006研究数据。这是一项长达7年的Ⅲ期临床研究，57家中心、588名患者参与，复宏汉霖斯鲁利单抗就此拿下全球首个胃癌围术期“术后去化疗”阳性结果。

沈琳报告结束后，在迎来掌声的同时，也有部分欧美同行提出质疑。来自欧洲、美国、亚洲深入研究胃癌的专家，普遍认为ASTRUM-006是一项突破性疗法，但也有一些声音浮出——沈琳的欧美同行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研究能作为全球标准吗？

“我当场就回答了他们，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45%，如果你的研究没有中国患者加入，又怎么能说是全球研究呢？”沈琳非常理解这种“挑刺”，这份质疑远不止于科学层面，有一些原来做这类研究的国外专家，心理上不太平衡。“这也能理解，你原来一直是跟随的，有一天跑到前面去了，他们就不适应。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说到胃癌防治的发展方向，日前，沈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她觉得精准治疗是必然，但有一个变化，将来的治疗格局会由中国来引领，胃癌是这样，食管癌、肝癌也一样。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 受访者供图

中国专家率先提出“术后去化疗”

全球近半数的胃癌患者在中国，治疗的每一步，都像在走钢丝。这根钢丝，沈琳走了三十多年。

“以前胃癌的治疗，只要诊断胃癌，只要分期，外科医生认为在他能够切除的范围内，就把它切了，拿来就切。”沈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如是回忆。

那时候可用的药物少，价格也不便宜，外科手术是胃癌治疗最直接、最可及的手段。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大量患者还是会复发。胃癌三期患者大概有一半的人会在三年内复发。

怎么办？“那就术后挽救，再用化疗。”沈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称，所谓的术后辅助治疗，就是患者做完根治性手术，再接受6个月左右的化疗。但这种方案的有效率只有5%至6%。“手术本身损伤就大，术后再上化疗，病人身体根本扛不住”。

于是专家们尝试把化疗往前推——在手术前先做新辅助化疗，把活跃的肿瘤压一压，让它“收敛”一点，再手术切除，术后继续巩固治疗。就这样一点一点往前拱，从术后辅助到术前新辅助，患者的获益率从5%提升至12%左右。但沈琳仍然觉得，一个最底层的临床需求没被满足：术后化疗对胃癌患者来说，依然是巨大的挑战。

化疗的副作用大家都知道：恶心、呕吐、骨髓抑制、脱发⋯⋯术后本来身体就虚弱，还要承受化疗的折磨，很多患者根本坚持不下来。

“患者做完手术，能不能不做化疗？”沈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熊猫和朋友们”肿瘤患者互助组织的发起人韩凯说，“去化疗”对患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大家可能受影视作品影响，对化疗印象都不太好。但不得不说化疗发挥着很大作用。能少做、甚至不做，是所有患者的强需求。”

沈琳带着这个思路去找PD-1抑制剂厂商沟通临床试验合作。谈了几家，只有复宏汉霖愿意冒这个险。

复宏汉霖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王燕回忆道，沈教授提出做这个临床试验的出发点，就是觉得胃癌患者化疗太痛苦。从对照组的数据可以看出，化疗坚持下来的病人很少。沈教授团队觉得，既然免疫治疗在那么多肿瘤上都有效果，只要真的做好CPS（PD-L1联合阳性分数）的筛选，为什么胃癌病人不值得用这样的机会进行尝试呢？

王燕还表示，当时，在复宏汉霖立项时，内部也有激烈争论。反对的意见包括，别人都做不出来的，你凭什么做出来？同样的也有，别人都做了的，你为什么还要做？“所以，国内的药企开发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是当时我们觉得肯定有机会，病人的需求确实很大。”

2018年底，这个命名为“ASTRUM-006”的研究由此启动。其设计打破了传统：术前给予3个周期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手术后再用单药免疫进行最多17个周期的辅助治疗，不用化疗。

免疫治疗的副作用远小于化疗，患者的依从性显著提高。这意味着医生不用再为“患者术后化疗做不下去”而焦虑，可以更专注于把手术做好。

韩凯访谈过的患者中，很多人说，术前三次化疗联合免疫已经快扛不住了，但听到医生说“手术后不用化疗”，又挺了过来。“如果术后还要化疗，他们可能真的没办法坚持。”

2025年10月，ASTRUM-006期中分析达到主要研究终点无事件生存期（EFS）。斯鲁利单抗成为全球首个在胃癌围手术期取得阳性结果的PD-1抑制剂，也在全球首次证明：胃癌围术期“术后去化疗”这条路走得通。

最开始仅16人参加临床试验

ASTRUM-006启动于2019年，但在此之前，沈琳已经为此奔波了一年多。“术后去化疗”的想法是好的，但临床试验投入大、周期长、回报少。“PD-1抑制剂在2014年就获批了，胃癌围术期适应证到今年才批，走了10多年。（那时候）没人知道能不能成。”

在全球范围内，默沙东的帕博利珠单抗（K药，Keytruda）在胃癌围术期的探索先走一步。

2023年，默沙东宣布这项名为KEYNOTE-585的临床Ⅲ期试验没有达到主要目标。连“全球药王”都未能攻克的适应证，中国企业能成功吗？

复宏汉霖“接招”后，沈琳没空去想这些顾虑，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启动患者招募工作。然而，令沈琳始料未及的是，方案立了项，人招不进来。

“第一阶段过了好长时间，一共就入了16个病人。”沈琳记得很清楚，“给我急得，所有中心三个月做不了一个病人吗？”任何一个试图改变治疗格局的研究，起步都不会顺利。很多医生对这种新疗法不了解，患者也有很多顾虑。

确诊胃癌的人，第一反应永远是“什么时候能开刀”？你告诉他先打三个月针再手术，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肿瘤会不会在这三个月里长大、扩散？

韩凯理解这种焦虑。“从确诊到手术决策，可能就一两天时间，除了主治医生，亲戚朋友都很难介入。”这个时间窗口太短了，短到根本来不及让患者理解什么是新辅助治疗、为什么术前治疗反而能提高治愈率。

沈琳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她经常说，肿瘤是一种慢病，但它的“慢”和高血压、糖尿病完全不同——高血压吃错药了，换个医院调一下，没有任何影响。肿瘤不一样，在一定的时间窗内，如果决策错了，这个病人就是生或死。

“首次治疗极其重要。”沈琳说，“重要到什么程度？看到有些病人，特别是年轻的病人，我真的很想哭。他本来完全有治愈的可能，一个错误的治疗决策让他万劫不复，我就只能倒着数他的日子，看他进入到晚期治疗阶段。”

为了打破医生、患者对新的临床试验的质疑，沈琳和团队跑了很多地方，一家一家医院去沟通，把临床案例拿给当地医生看，让他们理解、尝试。等到患者们看到了临床治疗的获益案例，入组才逐渐顺畅起来。一直到2024年，588名患者的临床入组全部完成。

数据揭盲之前，沈琳经常担心到睡不着觉，“万一结果是阴性怎么办，企业投入了这么多，结果却不好，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

但沈琳知道，这项研究从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发一篇好文章。沈琳见过太多因为一次错误决策就“只能倒着数日子”的病人——把术前治疗推下去，让首次治疗不再成为遗憾，是这件事非做不可的理由。

复宏汉霖为这个项目投入了近600例样本。“投入是巨大的。”据王燕介绍，“在这个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沈老师这段话跟我们说过几次，我们特别感动。她觉得做这样一个研究，企业也要投入这么多，而且中间过程那么艰难。这可能这是复宏汉霖成立至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临床试验。”

“治疗格局会由中国来引领”

在本次ASCO年会上，欧美同行最后给了一个折中的评价：ASTRUM-006可以改变亚洲的标准。

沈琳心里清楚，这个划分本身就有问题。占全球近半数患者的人群被排除在外，那个所谓的“全球标准”本身就是残缺的。更关键的是，东西方胃癌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存在真实的生物学差异，欧美通行的三药联合化疗方案，在东亚人群中几乎行不通。

“亚洲人的骨髓耐受性远不如欧美人，基本都是双药联合，三药方案的适用人群不到10%，即使用，也必须大幅削减剂量。”沈琳对ASTRUM-006的长期结果几乎有100%的信心，“五年生存率的提升没有问题。将来还要随访十年，如果十年的结果还是准确的，这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金标准。”

ASTRUM-006研究是中国胃癌研究走向世界舞台的缩影。《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文献发现，2012年到2022年，与胃癌免疫治疗相关的论文发表量，中国和美国分别为579篇和205篇。

再聚焦到胃癌五年生存率这一指标，其数值已从过去30多年的20%左右提升至40%~50%，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

“这个过程，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沈琳感慨道，每一步都不容易。手术切得干不干净说明不了什么，要看的是这个病人能不能真正康复、治愈。而肿瘤很狡猾，治愈率的提升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从30%到50%，再到80%、90%，做不到，就只能一步一步走。

沈琳最后表示，随着对胃癌了解的深入，专家们会针对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的临床研究——HER2高表达、中低表达、不表达，Claudin的不同状态，以及两者都不表达的“双阴”人群，都需要各自的解决方案。精准治疗是必然方向，而胃癌、食管癌、肝癌的治疗格局，“会由中国来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