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以人为本”是新取向 也是未来五年的改革方向

每经记者｜丁舟洋 王紫薇　每经编辑 梁枭    每经编辑｜于健

几十年改革难以突破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了新的曙光。

近期，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将“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作为重点任务，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推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户籍关乎于人，户籍制度改革是‘人的问题’。强调‘以人为本’是新的取向，也是未来五年的改革方向。”在谈到户籍制度改革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表示。

户籍制度改革也是这位经济学家当前关注的重点。对这项颇为棘手又势在必行的改革，姚洋教授不惜倾注理想与热情，并在线上线下反复阐释。以下是他的讲述，经《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采写。

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户籍制度”仍改动较小

“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取消落户限制要求，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本质上是放开对人口向城市流动。这是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户籍改革后，再次重申这个话题。当时确定了一个时间表，即到2020年之前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完成。目前看来，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如果完成了，我们就无须再提出并需要接下来的五年时间。

这表明，大家都意识到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然而改动起来非常困难。我们的难点在哪里？我们在谈论户籍制度时仍然需要回顾其历史。

我们进行经济改革已经40多年，有一个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且改动相对较小的制度，就是1958年确立的户籍制度。从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完全由国家决定。如果你出生在一个村子里，那么大概率一生就在这个村子里了，户籍制度是严格管控的。

我出生在西安，童年在老家江西新干县乡下度过，那时候农民“吃上商品粮”，也就说能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外出的农村户籍工人就有了一个非常不好听的名字，叫作“盲流”。1993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盲流”这个词成为历史。

但你知道那时候到大城市打工需要多少证件吗？进城务工证，甚至计划生育证，你要没有这个证，对不起，去不了。

1996年，我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我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我在农村生活过，博士毕业后坚决想要回国。我的想法就是，我知道中国农民有多苦，我要为中国农民鼓与呼，不能老让农村成为默默无闻的、吃亏的那一方。

就拿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称呼来看，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农民工”这个词。我曾在北大东南边天桥上遇到一位四十多岁的人，扛着个大包上天桥楼梯非常费劲，一个学生想上前帮忙。那人回头说：“同学，你不要帮我，我是农民工。”这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农民工”这个词儿就不对，具有一定争议性。

谈积分落户：学历衡量条件在融冰

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和20多项人的权利有关。住房限购、积分落户、摇号买车、子女入学等这些“北漂”“沪漂”熟悉的词汇，都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

前段时间我参加一场青年创业大会，我发现，年轻人反响非常激烈之处，便是积分落户政策。

比如子女的入学难题，几乎是所有无法取得北京户口的“北漂人”心中之痛。随父母工作来到北京的子女，在北京的入学、升学中面临重重难关，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又让绝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

此前，有城市将“双一流”（985、211）名校的全日制硕士作为落户条件。这意思是，我们需要人才，考上985名校是人才的标志，985高校以下则说明你不行。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毕业于青岛一高校的许仰天无法落户了，他创立的企业Shein（希音），预估市值为500亿英镑。如果它上市，那么许仰天至少是当地首富了，这样的人难道“不配”落户？

我们不清楚哪里有人才，我们应该想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今天我们谈论户籍问题，我非常想与大家交流，我们不相信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价值，我们相信选拔。在很多领域，确实需要选贤任能，这是我们做得很好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将“选贤任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