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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卸任抖音集团CEO,“中年危机”的大厂为何躺不平?

每日经济新闻 2024-02-07 19:05:55

◎过去数年,移动互联网从高歌猛进到流量见顶,年轻的创业公司们在成长为巨无霸的同时也步入“中年危机”。当社会情绪变得务实,当增速放缓下的“大公司病”显现,当“大厂梦”不再成为争先恐后的追逐,职场人的“打工魂”何处安放?大厂又该如何“去大厂化”?

每经记者 温梦华  丁舟洋    每经编辑 杨夏    

每逢春节年关,年终奖、绩效都会成为写字楼格子间里打工人的敏感话题。

曾经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大厂动辄几十个月薪资的年终奖和丰厚的年会抽奖让外界艳羡,当高增长神话不再,大厂也开始务实起来。就连被无数创业者追求的字节跳动,也将“加强危机感”列入了年度目标。

在前不久的一场员工面对面交流上,字节跳动CEO梁汝波宣称:组织平庸已经在字节跳动出现了,该有的大公司病都有了,所以公司将2024年关键词定为“始终创业,逃逸平庸的重力”。2月7日,字节跳动的元老张楠辞去抖音集团CEO一职,未来将把精力集中在剪映产品上进行内部创业。

《年会不能停》的走红也在于其触摸到了互联网打工人的真实体感。从2017年电影故事雏形初现,到2020年的重新观察修改,再到2022年的闭关打磨,在长达5年的一轮轮大厂素材采访和剧本反复创作中,被冠以“打工人最强嘴替”的背后,是整个互联网大厂狂奔见顶后生态变迁的缩影。

过去数年,移动互联网从高歌猛进到流量见顶,年轻的创业公司们在成长为巨无霸的同时也步入“中年危机”。

时代的列车呼啸而过,身处其中的个体感触最深。当社会情绪变得务实,当增速放缓下的“大公司病”显现,当“大厂梦”不再成为争先恐后的追逐,职场人的“打工魂”何处安放?大厂又该如何“去大厂化”?

 

《年会不能停》海报 图片来源:豆瓣

改了好几次的剧本:裁员变成不敢提的“玩笑”

电影中,大鹏饰演的工人胡建林,在阴差阳错成为总部HR后被安排“数人头”,他尝试记住所有同事的职务和名字,并热情地打招呼,但无意间却引起了写字楼里的恐慌,毕竟处于裁员期没人想被HR“点名”。

屏幕里的打工人草木皆兵,屏幕外的观众被逗笑之余也难掩共情中的酸楚。当降本增效成为众多大厂大公司的“主旋律”,电影中的“裁员广进”也成为现实中的切肤之痛。

“太多变化”,是《年会不能停》导演董润年在一轮轮素材采访中最明显的体会。“刚开始,我的那些大厂朋友对于年龄、裁员这些毫无在乎,但后面也开始变得很紧张,到最后他们已经不愿意探讨这个话题了。”董润年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7年,“35岁”的年龄门槛在大厂打工人眼中还构不成“危机”。彼时的大厂人并不害怕被裁掉,高增长的互联网生态让他们有足够的底气甚至主动去寻求跳槽和被裁。

“对他们而言,被裁的补偿很高,足够他们无压力地休息3~4个月,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换个大厂跳槽薪资还能涨一涨。大家当时聊得最多的是怎么跳槽,很多人想辞职想创业。”董润年坦言。

短短三年后,完全不一样了。“裁员”“跳槽”不再是被轻易提起、能戏谑的玩笑话,而是每个人不得不认真去面对的现实。到了2022年,互联网大厂大规模的裁员开始频频出现在董润年团队的素材采访中。“那时所有人对工作的需求和渴望完全不一样了。”

《年会不能停》海报。   图片来源:豆瓣

董润年回忆,一位在2020年离职的大厂朋友,刚开始他还有很高的心劲儿,认为找个和原来待遇一样的工作并不过分,后来收入减少30%的他也能接受了,中间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实在不行去跑网约车也能赚钱”。

“你会感觉到他的压力挺大的,本来他还想要二胎,最后也没要。以前大家都觉得这种破坏性变化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但现在随时可能。”董润年感慨。

赶上互联网最后一波高增长“尾巴”的钟子良(化名)是字节跳动的一名前员工。他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业务扩张“放慢”变化的信号,是公司大小周的取消。

“在业务高速扩张时,每个人要多上一天班才能追上进展,加班费也高;但大小周取消后,加班变成了要看具体的业务需求,大家的收入也减少了很多。”钟子良向每经记者表示,“当时我有个同事受不了就离职了。我们的感受就是,移动互联网疯狂扩张的时代已经落幕了”。

互联网大厂不再信奉“大力出奇迹”。曾经高歌猛进的大厂热衷“砸钱不惜一切抢地盘”,例如字节跳动曾为了拓展中视频业务,一度大手笔从B站挖抢视频创作者。但现在,除了核心业务,性价比成为大厂的重要考量。“以前为了一块钱的效果公司愿意花10元钱,因为相信未来可以挣到100元;现在两块钱的效果公司只愿意花一块钱了。”

不怕加班更怕无意义:白天开会“对齐”,晚上狂卷PPT

几天前,马化腾在腾讯年会演讲上直言“工作不是做PPT给老板汇报”,道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

每年岁末年终,“卷PPT”常常变成大厂大公司的一道独特景象。正如电影中白客饰演的人力HR马杰所吐槽的一样:“工作是我辛辛苦苦做的,但人家比咱们会汇报,那功劳就是人家的。”

和PPT文化一样,在互联网大厂中,有一套对应大厂生态的专用话术。“对齐”“下沉”“拉通”“抓手”“咬合”“组合拳”,这些互联网“黑话”曾频频出现在大厂的高速增长期。

曾履职多家不同大公司的阿里员工肖淳(化名)回忆,在2015~2016年,这些话术、PPT文化刚起来时员工并不排斥,“因为你在成长,即使很忙很累,也愿意做这些事情,有动力去卷”。但从2020开始,大厂组织架构变得臃肿,无效工作日益增加,沟通变得疲劳、无意义、无法带来正向反馈时,大家就开始抱怨了。“(现在)你首先得证明你的岗位是有价值的,大家的核心成了保住工作。”

《年会不能停》剧照。 图片来源:豆瓣

“对齐”,是被众多大厂打工人吐槽最多的。正如“对齐颗粒度”成为电影中的口头禅,任何事情不管懂不懂一句“对齐颗粒度”作为总结总不会错,至于领导的真实意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在字节工作三年,我觉得对人的消耗非常大。”离职后,再回顾曾经的工作,钟子良感触颇深。“你每天沉溺在无数的消息文档中,有无数个事情要处理、要对齐、要开会,基本上的常态都是白天开会,晚上和周末写文档,最后硬往一些大项目上靠。”

对于7×24小时工作制大厂员工习以为常。“有些公司发的假,大家都会先心照不宣地不休,会默认一个潜规则:以业务为第一优先度。”一位大型互联网公司员工表示。

“哪怕生病发不出声音,有些会我也一定要参加。之前我曾和一个同事在沟通工作,说着说着他说不好意思下午他要去做个小手术。”钟子良告诉每经记者。在得知同事的生病后,钟子良的第一反应是:“接下来那块的工作怎么交付?”现在想来,钟子良为自己的“冷漠”感到汗颜,“但当时条件反射地问出那句话,想来这就是大厂工作对我的‘异化’”。

事实上,对于渴望在一贯以“先进轻松”“扁平化管理”著称的大厂中一展身手的员工们,一开始并非如此。在互联网飞速发展时期,大厂工作带给年轻人的不仅是高薪和体面,还有其他传统工作无法比拟的“成长感”和“满足感”。

多位大型互联网公司从业者都向每经记者表示,绝不能否认在大厂工作的头几年,这份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成长。“不断学习新东西,快速成长,做出成绩,收入和职级也渐长,很有成就感。”

当“大厂”开始平庸:大公司病该有的都有了

《年会不能停》将众和集团设定为一个综合型集团,但影片中职场生活的滚滚苦水,却戳中了互联网打工人们的“心酸瞬间”。

“这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按理来说我们呈现的不是互联网公司,但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大厂’员工都觉得是他们的写照?”董润年说,曾经各行各业都在学习“互联网思维”,创业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被视作组织扁平、高效、透明、便捷的代表。可为什么这部讽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情节能让“大厂”打工人精准代入?

在董润年看来,任何一个系统,当它庞大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冗余。

熵增无可避免,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关村,只要停止自我审视与改革,曾经敏捷灵活的创业明星们都会走向平庸迟缓。

“低效,很多事情都要拉上很多员工参与,不管大小,然后每个人看到的信息都不全面;迟钝,对机会的敏感度不如创业公司;还有标准降低,虽然公司一直强调文档要简洁、准确、好理解,但平时还有很多文档动辄上万字,黑话满天飞,有无穷多的缩写,不直击问题。”梁汝波总结:“一个平庸低效的组织里,员工会更感觉累,因为自己即便很努力,但最终效果却不理想……而优秀的人是会用脚投票的,他们会去寻找更有挑战的事情,更高回报的可能。”

《年会不能停》中的主人公甚至为了见董事长一面道出实情,只能去表演年会。

《年会不能停》票房 。图片来源:猫眼专业版截图

肖淳告诉每经记者,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企业都有“官僚主义病”,比如“等级森严”“山头主义”。

“下面基层员工根本没机会接触到人力总裁、执行总裁。如果你是刚入职的K7专员,K8发现你越级在和K9沟通,你就‘活不过多久’了。除非你和K8之间出现了无法调节的问题。”肖淳说。

“一个大项目,会拆给N个部门做,拆给谁不拆给谁?这挺微妙的。”字节跳动前员工钟子良(化名)表示,“良性的业务竞争当然是好事,但往往最后就变成了‘内卷’——卷文档,把一分的事情包装成十分;卷内部关系、卷与直接领导的关系。”

高速增长是“大公司病”最好的“遮瑕霜”,在业务快速攀升期间,什么挖空心思地描摹汇报材料、拉通内部关系,钟子良通通无暇考量。“因为业务太多了,每个月都有可实际汇报的东西,我根本不用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得特别复杂。”

当组织步入长期缓慢增长阶段时,种种槽点暴露无遗。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很多大厂也在努力改革,试着让自己不要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一个清晰的变化是,大厂正在“去大厂化”。它们不再盲目地追求“大”,且在努力抹去“流水线、螺丝钉”的平庸“厂味”。

当社会情绪变得务实:打这份工究竟是为了什么

签下入职合同时,肖淳松了一口气。“说实话人力在给我讲年终奖构成体系时,我压根没听懂。大厂出来的人不再挑三拣四,心想有份工作就干着,面子不重要,能不能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有一份工作就偷着乐吧。”

“大家对工作都变得更务实,社会情绪也更务实了,不玩那些虚的。”肖淳说,从互联网公司的公关礼盒都能看出来,送那些浮夸的不如送点实际的,比如吃的。

以前肖淳会觉得“穷游”说出来有点没面子。现在他大大方方加入“旅游特种兵”的火热行列。“有什么必要绷着呢,在时间和资金都不够充裕的情况下还想出去玩玩,可不就是旅游特种兵吗。”

一边吐槽公司,一边努力工作。但总会在熬夜赶PPT时脑子里闪过——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为了工作,付出多少才算是值得的?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曾预言:到20世纪末,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发达国家的人们每周将只需工作15小时。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想知道,这个预言为何没有在今天实现。后来他发现,自动化技术确实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性工作,但由此解放出的时间却又浪费在了更多新制造出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之中。他在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提出,比如各种填表、评估,都是被制造出来的工作要求,使得现在的人越来越忙,忙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虽然看上去是天天忙,可是不知道忙了什么,也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如何对抗这种“无意义感”和随之而来的焦虑?

“除了讽刺职场中的官僚主义与不负责任,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希望观众看完影片后得到一些温暖和力量。”董润年说。打工人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只让领导觉得“趁手”的工具,正如主人公在年会中唱出的那首歌,“公司是一台机器,只有目的地,但我们不是螺丝钉,我们是人!”

在钟子良看来,工作解决了他的核心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入、一个是社会身份。如果我还能在这里积累技能和经验,就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要觉得离开了这个工作就是人生旷野,实际上并没有。”

“只要是上班,一定会有你不喜欢的‘职场文化’。”钟子良说,“微环境很重要,如果你所处的团队彼此信任、能良好配合,能缓解很多焦虑”。

除此之外,钟子良和董润年都提到了工作以外的生活——珍惜亲密关系,保持身体健康。从手机中抬起头来,感受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流,这些间隙非常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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