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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艾滋病患者的漫长“战争”

每日经济新闻 2022-12-01 10:48:19

◎对HIV携带者来说,准时服药可以提高疗效,减轻耐药的影响。

◎准时吃药,吴东已经坚持了8年。如果是在聚餐或开会时该吃药了,吴东通常会选择去上厕所以暂离人群,然后把药丢到嘴里,再回去喝口水咽下去。

◎赵峰也打算把这个秘密隐藏下去。“我没有公开身份,像我们这类人也不可能随便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其他人,基本上都会很好地隐藏起来。我没有打算告诉家人,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只会很难过。”

每经记者 陈浩    每经编辑 张海妮    

今天(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主题为“共抗艾滋、共享健康”,强调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携手应对艾滋病(AIDS)流行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倡导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毒被发现以来,人类已经与艾滋病抗争了40余年,艾滋病毒(HIV)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病毒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已经夺走了3000多万人的生命,且2021年仍有150万例新发艾滋病毒感染者,有65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对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提出的终结艾滋病流行的目标,人类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鸡尾酒疗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帮助下,艾滋病已变成一种慢性、可控的疾病。但随着抗病毒治疗的普及,HIV耐药问题正成为艾滋病防治的主要障碍之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艾滋病防控专家卢洪洲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未接受过治疗人群的传播性耐药率显著增加,耐药会增加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成本和失败风险。 

“虽然耐药不是每个患者都会遇到的情况,但是患者如果能做到尽早治疗,按医嘱服药,以及确认耐药后尽早换药,可以有效减少HIV耐药的发生。”卢洪洲表示。

图片来源:摄图网-501116465

漫长的“战争”

吴东(化名)以一名HIV携带者的身份已经生活了8年。2014年,还在读高中的吴东在一次高危行为后,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招”了,于是立即去医院做了HIV检测。他在发生高危行为后第四周、第六周和第三个月时分别做了一次检测,前两次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第三次检测时确诊阳性。

第三次检测结果出来后,吴东去医院里取检查报告。他至今还记得,检查单就放在桌子上,他拿起检查单看到确诊以后,反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事情发生以后我很害怕,虽然前两次都是阴性,可我还是觉得要第三次检查完才能放心。当我看到自己确诊以后,其实心情没有我之前预想的波动那么大,反而是感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确实是感染了,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回忆起这一切的起点时,吴东显得十分平静。

在做检测的时候,吴东查过很多资料,知道越早吃药越好,在县疾控中心,他领取了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替拉依。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前,艾滋病曾是一种“不治之症”。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了鸡尾酒疗法,即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该疗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复制,减缓耐药的发生,从而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据卢洪洲介绍,目前国内已上市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主要有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蛋白酶抑制剂(PIs)、整合酶抑制剂(INSTIs),其中最新上市的药物主要有必妥维、多伟托、艾邦德。“必妥维和多伟托是以二代整合酶抑制剂为核心的完整方案片剂,艾邦德属于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需要和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配合成完整方案使用。”卢洪洲称。

吴东最先吃的替拉依即是一种药物组合,包括替诺福韦片、拉米夫定片和依非韦伦片。他吃了两周替拉依,一天两次,一次三片。但在吃完药后,他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副作用:全身上下开始长药疹,看起来像被丢到蚊子堆里叮了一天一夜;同时还出现了恶心、呕吐、手心发热等情形。

迫不得已,疾控中心给吴东换成了另外一种基于克力芝的抗病毒药物组合。“克力芝和替拉依都是免费药,疾控中心跟我说,克力芝耐药以后,再往后就已经没有免费药了,需要自费买药。”吴东说。

从2014年至今,吴东已经坚持吃了8年克力芝,他吃药的同时也长期伴随着严重的腹泻。“一开始是不能吃凉的,只要是低于环境温度的,无一例外都会导致腹泻。渐渐地,辣的、油的也不能吃了,吃下去会直接导致肠炎,上厕所痛,不上厕所也痛。”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每天坚持准时吃药。

最近,吴东把克力芝换成了必妥维,这是一种基于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的三联复方单片制剂,每天只需要吃一粒,但是需要自费,医保报销后每个月药费300多元。对吴东来说,服用抗病毒药物就是一场与艾滋病毒之间的漫长“战争”,他不能有丝毫放松,每隔24小时就要再次服药,以抵抗病毒的侵袭。

HIV耐药率正稳步上升

鸡尾酒疗法让艾滋病成为一种慢性、可控的疾病,但随着抗病毒治疗的普及,越来越多的HIV携带者对药物产生耐药,也就是吃药已经不能抑制病毒的生长和复制,这也成为终结艾滋病流行的一大障碍。“患者服药依从性差,包括中断、误服、漏服以及延迟服药;对药物的吸收不佳,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过低;与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影响药效。这三点是发生病毒耐药突变的主要原因。”卢洪洲指出。

卢洪洲介绍,HIV耐药分为原发性耐药和继发性耐药,原发性耐药是指HIV携带者在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之前,其体内的病毒本身就存在耐药性,原因多是HIV携带者本身感染的就是耐药性毒株,所以原发性耐药也叫做传播性耐药;继发性耐药是指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病毒出现了药物抵抗,主要是在药物选择的压力下发生的,又称为获得性耐药。

HIV耐药率正稳步上升。卢洪洲介绍称,2020年中疾控曾做过一个多中心的研究,纳入了近2000例初治样本,研究发现国内患者总体PDR(泛耐药菌)耐药率大概为6.8%,其中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耐药率最高,达4.6%。“自2012年以来,中国未接受过治疗的人群传播性耐药率显著增加,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10%,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NNRTI(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耐药所导致的。”卢洪洲称。

患者出现耐药后,短期内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只有定期回医院随访,检测病毒载量,才能知晓自己已经产生耐药性。吴东在这8年与病毒抗争的过程中,每年都会去医院做一次病毒载量检测,结果显示病毒载量始终低于检测下限,保持得相当不错。“低于检测下限的话,说明药物的治疗效果非常好,不存在耐药的情况,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做耐药检测。”吴东说。

与吴东不同,21岁的赵峰(化名)很早就体会到HIV耐药带来的麻烦。今年8月初,在一次高危行为之后,赵峰像往常一样,通过网购来的艾滋病检测试剂进行自测。起初一切正常,到9月下旬再次检测时,检测结果是几乎看不见的弱阳性。他有些慌了,立刻去了当地医院复查,但因为属于感染后的窗口期,医院不能马上给出确诊书。想尽快知道结果的赵峰又去了长沙的定点医院,11月3日,他收到了确诊通知。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赵峰非常焦虑,但也“只能熬过去,没有其他办法”。

赵峰同时还自费做了HIV耐药检测,检测对象是前述4大类抗病毒药物,每一类300块钱。医生一开始给他开了替拉依,但在耐药报告检测结果出来前,他一直没有开始服药。最后,耐药报告显示,他对依非韦伦和奈韦拉平高度耐药,属于原发性耐药。“我是打算等到耐药检查结果出来才能放心地吃药,也幸亏没有早早吃药,因为替拉依里面包括了依非韦伦,要是吃了替拉依的话,不仅治疗效果不好,后续也会对替拉依里面另外两种药变得耐药。”赵峰至今仍然庆幸自己做了耐药检测。

医生建议赵峰吃克力芝,一天吃两次,赵峰嫌麻烦,自己找代购买了必妥维的印仿药塔菲克吃,价格是原研药必妥维的三分之一。赵峰说,他目前没有感受到药物有什么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症状,“我如果不去检查的话,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

耐药会产生哪些危害?卢洪洲表示,耐药会增加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的成本和失败风险,同时耐药病毒不断传播,会增加治疗前耐药的风险,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目前所有的药物都有耐药的风险,但是不同的药物,耐药风险是不一样的,耐药屏障高的核心药物组成的治疗方案更不容易发生耐药。目前最常用的依非韦伦耐药屏障比较低,而蛋白酶抑制剂和第二代整合酶抑制剂,耐药屏障较高,不容易发生治疗失败。”卢洪洲称。

卢洪洲建议,对于已经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当判断病毒学应答失败或病毒抑制不理想时,都应进行耐药检测,以判断是否发生耐药以及对哪种药物耐药,从而指导选择有活性的抗HIV药物进行后续治疗。“艾滋病患者最好每年进行至少一次病毒载量检测和耐药检测,目前大的治疗点都能够进行耐药检测,但是由于耐药检测需要患者自费,我国初治患者上药前的耐药检测普及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卢洪洲说。

图片来源:摄图网-500209205

终结艾滋病流行任重而道远

每天晚上十点半,赵峰的闹钟会准时响起,闹钟提示为“降压了”三个字,提醒他该服药了。“我会用别的字眼来替代这些东西,然后潜意识里淡化自己的HIV携带者身份。确实也有一些用处,压力没有这么大了,现在感觉就还好。”赵峰说,他吃药以来只因为玩游戏漏服过一次药,不过只晚了半个小时。

对HIV携带者来说,准时服药可以提高疗效,减轻耐药的影响。“虽然耐药不是每个患者都会遇到的情况,但是患者如果能做到尽早治疗,按医嘱服药,以及确认耐药后尽早换药,可以有效减少HIV耐药的发生。”卢洪洲表示。

准时准点准分吃药,吴东已经坚持了8年。如果是在聚餐或开会时该吃药了,吴东通常会选择去上厕所以暂离人群,然后把药丢到嘴里,再回去喝口水咽下去。因为吴东感染时还未成年,疾控中心当时通知了他的母亲,除此之外,他再没有让其他家人朋友知道,时刻小心守护着这个秘密。

“我妈也是迫不得已需要接受这个事情,她还是会一样爱我,但还是会觉得很伤心。”吴东说,尽管知道后悔没用,但HIV携带者这件事还是会渗透到他所做的所有决策中,“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就会考虑到身体情况,会不会有影响,然后你就发现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做不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郁闷,为什么自己没有那些选择权”。

赵峰也打算把这个秘密隐藏下去。“我没有公开身份,像我们这类人也不可能随便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给其他人,基本上都会很好地隐藏起来。我没有打算告诉家人,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只会很难过。”

自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毒被发现以来,人类已经与艾滋病抗争了40余年,艾滋病毒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广为人知的病毒之一。卢洪洲表示,尽管艾滋病还不能治愈,但是目前有许多新型药物正在研发中,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比如简化方案、长效制剂、多重耐药等,另外中和抗体和疫苗也是研发的重要方向。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曾在2015年表示,人类有望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流行。不过,2021年全球仍有150万例新发艾滋病毒感染者,有65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我们离终结艾滋病流行还有多远?卢洪洲表示,根据UNAIDS最新的2022年报告,按照现状预计,全球无法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流行。“但毫无疑问,我们肯定是离这个目标更近了。随着全球范围内推广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V感染的新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持续下降,但患者病例数仍持续升高。”卢洪洲说。

卢洪洲表示,艾滋病仍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我国发现的HIV感染人数逐年增加,但我国艾滋病发病率和发病人数近两年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国内艾滋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因此需要加强相关教育和疾病科普,尤其是在重点人群中,要降低HIV传播率和提高HIV感染的发现率。

卢洪洲指出,国内艾滋病防控仍然面临以下挑战:首先,性传播的防控难度比较大,同性感染占比逐年升高,尤其MSM人群的防控教育需要更加关注。其次,需要重点防控的人群逐渐集中在青少年、老年人以及城市流动人口中。同时,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落后地区检测率和治疗率不高,防控工作难有成效。最后,受新冠疫情影响,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人员需双向作战,防治压力加大。

“面对这些挑战,目前国家需要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更多的工作,加强疾病的教育与科普宣传,普及安全套的使用。同时我国也要开始加强HIV暴露前后预防的工作,为重点人群艾滋病防控提供更多的手段,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卢洪洲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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