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生物首席医学官何如意：创新药国际化知易行难，企业需摆正对国际临床试验认识

每经记者 林姿辰    每经编辑 陈俊杰    

自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国内创新药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最终在新冠疫情未息、创新政策频出和国际形势转变的2021年，走到分化的拐点。

在这里，国际化是检验企业创新成色的重要考题，荣昌生物（SH688331，股价54.55元，市值296.90亿元）以黑马的姿态出现。2021年，其自研的首款国产ADC药物收到国际ADC龙头抛来的橄榄枝，凭借一份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高达26亿美元（外加从高个位数到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梯度销售提成）的独家许可协议，一度刷新中国药企单药出海交易额的最高纪录。

原国家药监局首席科学家、前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审评审批专家何如意，于2020年加入荣昌生物担任首席医学官，置身国内产业的阴晴变化中洞察出海风向。

8月18日，2022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在烟台召开，何如意从注册和临床的角度，对创新药研发的国际化策略和风险控制分享了观点。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一、二级市场倒挂时长未知，瞄准国际市场是必选项

去年7月，《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引发业内对创新的冷思考，而在出海受挫、疫情突袭的背景下，被资本簇拥5年之久的中国创新药产业开始尝到融资遇冷的滋味。

以科创板为例，平安证券8月研报显示，2022年上市的科创板创新医药企业均于上市当天出现破发，在近期投资热度回暖的情况下，仍有超过60%的公司处于低于发行价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药市场进入低谷期，底盘调整需要一定时间。而业内对于这一融资低迷期的预判目前并无明确共识。

面对中国创新药产业的一二级市场价格倒挂，甚至部分企业的估值逼近公司手持现金量的现象，何如意认为这已经超过常规“回调”的范畴。投资泡沫撇除之外，一、二级市场的投资时间差，以及二级市场对创新药回报预期的变化，才是国内创新药企业投资环境骤冷的原因。

何如意引用麦肯锡2021年的调查表示，政策环境、企业融资、研发能力、创新成果和与国际接轨是影响中国医药创新指数的关键因素。

过去几年，国内创新药产业在融资、研发、国际化等方面进步明显，政策环境下的市场准入也随着动态调整医保目录有所改进，但创新药在医保报销方面仍落后于其他维度。

何如意表示，未来5到10年，定位于“保基本”“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的医保政策可能仍将是国内创新药产业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未来，国产创新药在市场准入还要引入其他支付方。而集中带量采购的密集出现和范围扩大，已将国内医药企业推向创新的跑道，坚持走差异化和国际化的路线便能重拾繁荣。

“我们的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做调整。不一定是调低目标，但至少要调整自己的方向。”

何如意建议，无论是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以研发为主）还是Biopharma（生物制药公司，集研、产、销于一体），目前首要的问题是活下来，然后再考虑怎么活得更好。具体来说，过去宽、多、长的产品管线需要适当做减法，企业要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优势产品上，提高公司的技术平台竞争力。

此外，在行业周期震荡中奔跑，国际化的方向更加清晰。

据何如意预计，未来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医药创新市场的国际化仍是最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中国创新药国际化“三步走”，下一步要如何走好？

何如意展示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创新药跨境License-out（授权交易）交易数量53笔，低于2020年的72笔，但交易总金额145亿美元，高于2020年的125亿美元。单笔交易金额2.7亿美元，首付款3200万美元，较往年均有大幅提升。

其中，以新兴Biotech为代表的出海项目较多，且交易金额颇高，项目多集中于肿瘤领域。荣昌生物与Seagen关于维迪西妥单抗授权交易额跻身全球前十。

不过，何如意认为中国创新药国际化仍处于第一阶段，即以产品授权驱动的license-in（授权引进）/license-out。而国际化的第二阶段是产品进入国际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第三阶段是国际大药企国际化营销。

目前，以辉瑞、阿斯利康等企业为代表的国际医药龙头已经走到第三阶段，进入这个阶段才能做到在全球各国成立营销团队销售产品。

凭借在FDA参与临床审评审批工作17年的经验，以及对行业的长期洞察，何如意强调中国药企想推动产品出海，第一要务是了解当地国家的监管要求，在明确“病人的临床需求是新药研发核心”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监管灵活性政策，走通“突破性疗法”等快速通道。

其次，加强与监管机构沟通交流绝非老生常谈，而是常谈常新。何如意告诫企业不要对FDA注册审批掉以轻心，如果没有明确的会议纪要，没有确定的FDA规则指引，一个FDA官员在某个时间、某个场合的表态，作为企业决策的依据是不足够的。

“一定要尽早做国际规划。引入国际多中心概念越早越好。”何如意呼吁，国内创新药企要摆正对国际临床试验的认识，即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要从最开始的临床试验设计，甚至在产品未进入临床之前就进行相关布局。

从费用及临床把控难易程度看，企业可以考虑早期探索性试验在中国进行，Ⅱ期临床之后加入美国或者国际临床基地，以便于将试验数据与国际公司进行交流。

此外，差异化临床试验设计，尊重新药研发规律、避免急躁冒进是何如意给国内创新药企的最后两条建议。

以荣昌生物的维迪西妥单抗为例，何如意表示其能够于去年6月，在竞争激烈、研发密集的乳腺癌领域获得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突破性疗法”，主要原因在于研发团队将临床试验设计调整为针对“HER2阳性存在肝转移的晚期乳腺癌患者”。这一患者群体病情更加严重，临床需求更大，才能促成药物在研发“扎堆”的领域做到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