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天印：应充分重视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每经记者 张寿林    北京报道    每经编辑 廖丹    

谁曾料，有朝一日，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受到金融研究者高度重视，并奔走呼吁金融体系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谁曾料，生态学与金融学开始交叉融合，生态学家懂金融和金融学家懂生态成为趋势，并日渐引领主流。

2021年6月，一份名为《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探索行动方案》愿景报告提示，应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损失与宏观经济、金融系统之间的联系。随后，在2021年10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研究中期报告，2022年3月发布的《央行、监管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动议程》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稳定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关系。

这一系列报告由“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联合研究小组发布，后者是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和可持续金融政策洞察、研究和交流国际网络（INSPIRE）联合发起成立。

“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联合研究小组由NGFS研究工作组主席马骏博士和INSPIRE共同主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Nick Robins共同主持。具体研究工作，由孙天印博士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Simon Dikau博士共同负责协调管理。小组由100余名来自NGFS成员（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与智库的专家组成。

孙天印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担任国际学术杂志“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Investment”的副主编，全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监管工作组和研究工作组协调人和全球风险专业人士协会（GARP）可持续与气候风险（SCR）项目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他曾在中国银保监会、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德国ThinkStep集团总部、UNEP-WI可持续消费与生产联合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纽约总部从事研究工作。

他目前领导包括环境气候风险与机遇分析、金融机构碳核算、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相关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日前，孙天印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下称“NBD”）专访，他详细阐述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的内在深刻关系，并提出政府、监管者、企业、金融机构需要做的事情。

可再生资源成本理论上可趋近于零

NBD：在您看来，气候变化对经济和金融机构造成怎样的风险？

孙天印：气候变化和无准备的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应措施均可带来商业和金融风险，这些风险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是指气候或环境事件（如洪水、台风、干旱、热浪以及海平面上升等气候灾害）造成的影响。它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

第一种是极端气候事件（主要指气候灾害事件）带来的短期性影响，可导致业务中断和实物财产的丧失。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经济活动持续消耗化石能源，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当前大气中其浓度相较工业化时代之前高出接近一倍。后果就是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超过1摄氏度，气候灾害（包括洪水、干旱、台风、森林火灾等）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加大，且更加难以预测，引发的经济损失逐年快速升高。

未来碳排放若得不到遏制，全球气温将进一步升高，引发比当前更多、更剧烈的气候灾害，从而影响经济部门中企业的实体资产、商业运营、供应链，造成更多经济损失。

第二种是长期性影响，主要指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响和风险。这些风险来源于全球气候和温度变化导致的常态化或永久性影响。

例如，全球温度上升可导致农业产量、劳动生产力和旅游业收入永久性减少；海平面上升是一种常态化变化，会导致大规模移民，实体资产受损。

无论是短期性气候事件还是长期性影响，都会导致实体经济受损，进而将风险传导给金融机构。途径包括，如果实体企业受到气候灾害影响，则运营成本增加，收入减少，利润相应减少。最终导致企业的财务表现恶化，偿付贷款的能力减弱形成信用风险；相应地，企业未来长期受到气候灾害的影响，现金流也会变差，导致企业估值减小，形成市场风险。对于保险公司，实体资产损失增多，将导致更多、更频繁的保险索赔。

转型风险是指，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政治、法律、技术和市场变化而产生的金融和信誉风险。转型会导致需要重新评估金融资产的价值，给企业和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与风险。

例如，转型风险可能源于政府出台的化石燃料限制性政策，禁止内燃机汽车上路，对企业征收碳税和建立碳排放交易系统，加强环境规制（如对污染物征税以及处罚污染性企业）等等。

技术进步也可造成传统技术和行业的转型风险。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和电力储存技术成本的持续降低，可能削弱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发电技术的市场竞争力。

彭博社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和电力储存的平均成本分别下降了85%、49%和85%。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有望继续下降。由于可再生资源基本不受稀缺性限制，理论上成本可趋近于零。

此外，投资者和公众的环保、低碳意识提高，也会影响一些产品、技术或者标的企业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在成本和质量相差不大的前提下，环保和低碳属性较好的产品和技术，可能更容易受到市场追捧，获得更高溢价。

在讨论转型风险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转型带来的巨大潜在市场机遇。在全球实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一些碳排放强度较高的行业和企业，如果不积极主动转型，未来会面临较高的转型风险；与之相反，那些本身就处于清洁低碳领导者的企业和行业，未来会迎接更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根据不同机构的预测，我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之前，绿色低碳投资的市场空间高达数百万亿元。

加强对气候韧性城市和韧性基础设施的研究

NBD：应对气候风险，您认为政府、监管者、企业、金融机构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孙天印：应对气候风险，政府、监管者、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可以从自身出发，发挥各自作用，开展相应行动。

对于政府，应对气候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从应对转型风险的角度看，政府应尽早给出行业和地区的碳中和规划和实现路径，便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行业和企业转型路径有清楚的预期，也方便相关组织和机构在开展气候转型风险分析时，能够更准确地设定转型情景。

从应对气候物理风险的角度看，特别是地方政府应充分将气候灾害的变迁和影响纳入未来的产业和城市规划中，避免将价值密度高的资产布局在未来气候灾害的高发区。同时，应加强对气候韧性城市和韧性基础设施的研究和应用。

未来，即使人类社会成功地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将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度或1.5度以内，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程度的气候变化影响。这种影响会超越我们当前能观察到的气候灾害影响。因此，建立一个更具气候韧性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适应未来变化的世界。

央行和监管机构，首先应该对银行业、资管业和保险业在系统层面开展气候风险分析，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带动被监管对象在气候风险分析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央行和监管机构可出台鼓励性的指导性意见或强制性的监管要求，鼓励、教育和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重视气候相关风险，并组织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实践。

人民银行去年组织一批银行作为试点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并出台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该文件也涉及环境(气候)风险方面的内容，是监管在气候风险工作方面很好的开端。

此外，监管机构还可利用自身优势，根据国家碳中和的实施计划和最新政策，制定统一的情景设置，整合组织数据搜集和共享，解决数据缺失问题。

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气候风险与自身业务的相关性，提高对相关风险的重视程度。

这需要在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自上而下的风险治理结构，并明确决策和管理分工。比如在董事会设立气候风险管理委员会、明确划分管理层对气候风险管理的责任等。

其次，在内部建立气候政策和气候风险分析相关的专门团队，或雇用外部咨询和学术机构，评估自身的气候风险敞口，并设置降低气候风险敞口的具体目标。

对于企业，需要了解自身当前的相关碳排放量，并设定企业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和实施方案。

例如，企业需要在产业布局上逐渐减少高排放的业务，向清洁技术转移，开发应用传统技术的替代解决方案，利用碳汇和负碳技术，中和自身高碳资产的碳排放，对冲低碳转型风险等。

对于金融机构，应制定和公布有明确时间节点、可量化的绿色投融资目标，和风险防控目标。完善投前贷前风险评估，例如在原有的尽职调查流程中，增加与气候风险因素相关的审查步骤；根据资产的绿色化程度调整内部风险权重，在调整风险权重因子方面，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是先行者。完善投后贷后的气候风险管理，例如对贷款客户建立高频风险监测体系。为相关客户通过提供低碳转型方案和资金支持的方式，进行转型赋能，在推动高碳企业客户加速转型的同时，也促进自身资产结构的低碳化转型。

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影响企业财务健康

NBD：在您看来，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风险有怎样的关系？

孙天印：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引发金融风险的原理与气候风险类似。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环境风险的来源之一。

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风险，也可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风险以金融资产的减值或者债权业务违约率上升的形式体现，相关企业受到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的影响，导致经营状况恶化，进而影响到财务健康。

物理风险源于生产和经济活动对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根据联合国权威报告，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包括供给服务（如提供食物与纤维）、调节服务（如气候调节等）、文化服务（如休闲等）和支持服务（如土壤形成的部分）四大类。

在健全的生态体系，我们不太容易感受到这些服务的存在，以及它们对我们经济的支撑，但是，当这些服务丧失时，其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

物理风险又分为长期慢性风险和短期事件性风险。长期慢性风险，例如传粉者的数量和物种多样性逐渐下降导致作物产量减少以及森林砍伐、水资源短缺等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和风险。

全球农业2400~5800亿美元的产值依赖于昆虫授粉，假如昆虫授粉的系统被破坏，则直接导致大的经济损失，间接的粮食安全问题则更为严峻。如果失去的天然授粉活动需要通过人工替代，则经济成本会非常高昂，势必对农业生产主体造成影响。

短期事件性风险，例如由于生态失衡导致大流行病的发生。

转型风险，源于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发展路径、战略，与旨在快速减少或扭转环境破坏之间的不匹配、不协调。例如政府采取措施扩大自然保护区，或禁止在某特定区域开展经济活动，以及技术突破、诉讼和消费者对生态保护偏好的改变等等。

具体以某地产开发商在山脚开发别墅区为例，此前该土地并非生态保护区，但随着生态政策收紧而被纳入，那么这批别墅就面临被拆除的风险，进而形成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风险。

应开展金融系统面临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敞口评估

NBD：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请问您认为金融体系需要做什么？

孙天印：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目前对金融体系还是个非常新的议题，需要金融体系的各利益相关者快速认识并重视这个领域的发展，及时采取行动。

具体而言，央行和监管机构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

首先，应该充分重视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并将相关风险的应对和管理措施纳入监管工作。

在战略层面，监管机构应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因素纳入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开发扩展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考量的绿色金融支持目录，在强调气候变化目标实现的同时，不损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在政策协同层面，应积极参与国家宏观规划管理部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以及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同国际组织之间的政策对话，明确金融系统在支持完成全球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其次，央行和监管机构应在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分析方面发挥金融系统的引领作用。这包括在内部启动相关的方法学研究，开展金融系统面临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敞口评估，以及在金融系统内开展相关的能力建设。

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已开发了一系列工具，用来评估金融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及其面临的风险敞口。荷兰、法国、巴西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央行已经评估了金融系统面临的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敞口。这些都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实践，值得我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参考借鉴。

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的金融风险评估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主题，整个金融系统缺乏相关的分析能力。央行和监管机构有必要面向系统内部和金融市场从业人员组织相关专家开展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相关知识和能力水平，更好地为相关风险的评估和应对做准备。

再次，央行和监管机构应出台明确的监管政策，鼓励和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投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金融风险；要求金融机构建立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战略目标、治理机制、风险监测和报告体系等。

此外，央行和监管机构也可出台类似于减碳的奖惩政策，激励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益的投资活动，约束惩罚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

对于金融机构，应积极主动地在减少所投资项目导致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和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金融风险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在减少所投资项目造成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方面，金融机构应在现有环境评估框架中提高生物多样性考量的权重和内容；在项目投前，评估项目是否存在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条款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提供了可能的应对补偿措施，以此作为判定项目是否得到融资的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监测项目的开发建设是否严格按照规划执行，并及时详细披露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环境生态造成影响的信息，执行效果也作为投资协议的内容；积极投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

在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金融风险方面，金融机构应从长期角度重视投资活动可能面临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对于转型风险，金融机构应紧密关注国际和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框架的相关进展，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变化趋势，形成政策变化的前瞻性预判，避免投资活动受到未来政策收紧的变化。

例如，下半年继续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将就未来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进行协商，达成共识后，各国也会提升各自保护力度，出台具体目标与举措。这些保护力度的变化会引起可投资范围和要求的变化。

对于物理风险，积极地、前瞻性地评判目标投资区域生态服务体系健全程度的发展趋势，尽量避免在生态服务体系趋于弱化的区域投资，否则既可能进一步弱化当地生态，也会因面临失去生态服务支撑而导致投资失败。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50050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