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猪心脏异种移植和登月一样难，患者术后两个月去世仍具里程碑意义

每经记者 陈浩    每经编辑 陈俊杰    

当地时间3月9日，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发布声明称，全球首例接受基因编辑猪心脏移植患者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去世，这位57岁的患者在术后存活了两个月。医院发言人尚未公布死亡原因。

对于许多器官衰竭患者来说，器官移植是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但器官短缺困境长期存在。而异种器官移植的畅想在人类历史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全球首例基因工程（GE）猪心脏异种移植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异种移植也正式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不过，在全球医学界因首例GE猪心脏异种移植而兴奋时，仍有许多问题待解：这名患者因何原因去世？此次异种移植能否算作成功？异种移植距离大规模临床应用还有多久？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近日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陈忠华在器官移植领域已有近40年的从业经验，他曾率领团队并直接参与了1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目前正和几位核心专家一起，带领团队在国内进行异种移植相关研究。他告诉记者，此次猪心脏异种移植是划时代的医学进步，患者术后两个月去世仍具有里程碑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 受访者供图

异种移植的梦想比同种移植历史更加悠久

NBD：目前国内器官移植的需求量有多大？

陈忠华：之前有统计说每年需求量有150万人，这个数据没法考证，但应该也是保守估计。实际上我国器官移植潜在需求量非常大，但经济实力屏蔽掉了一部分人的需求，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没有走到医生面前。我国医保对于器官移植覆盖得非常少，导致我们等待器官移植的名单不长，但是实际上真正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NBD：现在每年器官捐献情况如何？

陈忠华：现在每年大概有6000名公民逝世后的捐献者和1000名患者家属组成的活体捐献者，为2万多个移植病人提供器官。很多国家器官捐献数量已经达到瓶颈了，再怎么动员民众捐献，数量也就这么多，真正能用的器官不多。

NBD：我国在器官捐献的数量上是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陈忠华：我们这几年有一些进步，但是又遇到新的瓶颈，也就是现代化的管理。我们在器官捐献管理上面比较落后，目前正在整改，这两年整改带来的结果就是捐献数量有点下滑，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是必须的。我们现在在打基础，管理上打基础，电子信息化平台上打基础，管理人才也在培养，医疗队伍也在重新洗牌，所以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

NBD：异种移植对于器官短缺的意义有多大？

陈忠华：异种移植对于器官短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异种移植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梦想，比同种移植的梦想更加悠久。在器官移植的历史上，一开始人们就用动物器官来尝试，但是之前没有一次成功，在最近一百年里屡试屡败。现在人体器官捐献数量基本上成定数了，而且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这个定数下的器官质量还会下降。因为人类健康水平在进步，同时死亡模式也在改变，现在因车祸、工伤等意外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健康人意外死亡数量越来越少，想得到一个健康的肾脏，那就会越来越困难。现在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是老龄化和疾病化的器官，这些器官的平均质量也许在将来还不及优化的通用型异种器官。在未来的某一阶段，异种器官想用就用，异种器官质量越来越好，这个时候你愿意选择漫长等待的同种移植还是选择不需等待的异种移植？

在中国，异种移植更多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

NBD：为什么选择猪心脏移植到人体内？

陈忠华：对于异种移植，我们曾经考虑过很多动物，最后聚焦到了两类动物身上。第一类是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比如猩猩、狒狒、猴这些动物。这些动物种类很多，又可以饲养，中国也不缺。但是全世界的动物保护组织都反对，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近亲，我们对待近亲不能像对待屠宰动物一样，让它们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服务，这在伦理学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们身体结构跟我们差不多，但成长期非常长，预养期成本很高，基因修饰非常困难。另外，灵长类动物跟人类太接近了，它们得的病我们人类也会得，有很多病毒可以互相感染，这个很难控制。而且在抗排斥反应来看，灵长类动物并没有很大的优势，猪也完全可以做到。所以人们慢慢地就不把灵长类动物当作供者，而是把它们作为受者来做研究。

后来全世界慢慢就统一到一个思路，就是把猪作为异种移植的供体。猪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猪生理大小跟人类差不多，我们跟猪共生的时间非常长，现在只是把共生的目的扩展到医学。第二，猪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动物，发猪瘟的时候也没怎么感染过人，反而是发禽流感的时候感染过人。第三，猪最大的优势在于饲养方便，可以实现规模化、批量化、无限量供应这些要求。而且，即使不把猪器官移植到人类身上，也可以改良其基因做别的，像角膜、皮肤等都可以用作医用材料。对猪进行基因修饰也要容易得多。

NBD：异种移植是否有伦理学上的顾虑？

陈忠华：伦理学上没有障碍，伦理学实际上是帮我们把关，维护公序良俗，让我们不要瞎搞胡来。伦理学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在中国，把猪器官移植到人身上主要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中国文化把猪的等级排得很低，跟猪有关的都是贬义词，给你个猪心，那是贬义词了，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接受猪心有心理上的障碍。有人还有误解，说我移植猪的心脏我就会得猪的病，我就会染上猪的习性，就会变傻，这都是不科学的。猪器官的移植不改变人的性格，我们移植的不是干细胞，也不是生殖细胞，所以不存在改变人的基因和遗传性状。

NBD：异种移植主要有哪些技术上的难点？

陈忠华：主要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即免疫排斥和生物安全。病人在完成器官移植手术后，为了避免出现各种排斥反应，需要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患者用了免疫抑制剂以后就面临着更强的感染风险，要预防这个问题就意味着要用更多的抗菌素，每个抗菌素都或多或少对肝肾有一点毒性。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和抗菌素的结果就是肝肾损坏、细菌耐药，引起复合性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克服了排斥反应后又进入到感染问题，也就是人畜共患疾病。猪有内源性的病毒，它可以存在于猪体内，猪也不生病，但是这种病毒到人身上有可能就会致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专供异种移植的“无指定病原体医用猪”。

是划时代的医学进步

NBD：这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进行猪心脏移植的患者术后存活了两个月，您认为这是否是医学上的成功？

陈忠华：我认为很成功，因为手术克服了核心的技术难题，对医学界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人们就说这个病人不是死掉了嘛，你为什么说这是成功？我举一个通俗一点的例子。

我们往太空发射一个探测器是要去获得一个额外信息，比如获得太阳系某颗行星的信息，我们不去就不会知道这个信息，必须去了才能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射探测器去探一下，把信息传回来，我们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发射一颗探测器上去，它完成了探测使命以后不一定能够返回来，但是它提供的信息足够多。我们的目的是要采集信息，采集完了以后探测器会被引爆，或者因能源衰竭自生自灭。当一个探测器被引爆或者能源衰竭以后，你能说这是失败吗？

这次猪心脏移植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患者尝试了其他治疗方法都没用，他也很愿意做异种移植手术，做手术的团队也认为他是最适合第一个做异种移植的病人。手术后72小时，患者克服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已经符合超急排的试验设计标准了。当然这个手术不是典型的设计实验，而是真实的临床应用。最核心的排斥反应问题已经克服了，这不是很大的成功吗？科学家通过这个案例及时获得了抗免疫排斥成功的信息，这个告知是非常及时的，要不然我们还在摸索，还要改进，还要做大量的非灵长类动物试验。现在我们应该转到下一个问题去了，这对我们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动物资源等等都是节省，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患者术后72小时后的存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个病人，从人道主义角度，我们都希望他活得越长越好，但他自身身体条件实在有限，不是一个能够活得那么长的病人。这60天医生可没放松，他每一个处方每一次检验都是医疗团队精心完成的，但他的先天条件确实太差了，医疗团队让他活到60天已经尽力了。

NBD：您如何评价这次手术？

陈忠华：这是划时代的医学进步，是划时代的里程碑，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异种移植的难度相比登月计划一点不差，需要各学科共同的努力。这60天对病人和医疗团队来说是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科学进步的一大步。这60天也将开创器官移植的新格局，没有人可以阻挡变革。我们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和倡导者，我个人觉得非常幸运，我的老师们都没能活着看到今天。我能看到这一天，我感觉非常幸运。

异种移植离大规模临床应用还有多远？

NBD：国内有在进行异种移植的相关研究吗？

陈忠华：我们团队是中国目前持续做异种移植研究的团队，包括大学、医院和一家生产GE猪的公司，三个实体一起在推动研究。我们目前还缺少以脑死亡遗体作为移植接受者这一步，因为中国脑死亡没有立法，脑死亡在中国被称为脑死亡病人（国外被称为脑死亡遗体），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当然存在伦理问题。这一步还没有做，怎么可能就到病人身上做？我们现在还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做器官移植试验，但效果越来越好。

NBD：我国异种移植的水平和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吗？

陈忠华：差距首先在于理念上，我们对异种移植的认知度没有那么高，对未来医学前瞻性的认识没有那么强，也没有得到政府引导性的投入，很少科学家来专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艰难前行。

NBD：您认为异种移植离大规模临床运用还需要多久？

陈忠华：大规模的异种移植肯定是在北美先实现，他们有了第一例很快就会有第二例、第N例。他们会很快向FDA提交正式临床观察申请，走完整个1期、2期、3期临床观察，大约需要10-15年。一旦达到3期临床观察，进度就非常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