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屏“催生”，不妨先来算笔经济账

每经记者 杨弃非  程晓玲    每经编辑 刘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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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全国人口为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出生率为7.52‰；自然增长率为0.34‰——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确认了这组数字。

一再“跌落”的生育率，背后是繁重的经济包袱，用钱“刺激”的呼声，越来越高。

长期呼吁“真金白银补贴生育”的携程集团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整理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发现，已有超过20人关注生育问题，其中，至少8人直接提及现金和税收补贴。

建议直接发放补贴的，如全国人大代表、科力尔董事长聂鹏举建议，对三孩按当地月平均工资20%发放生活补助到18周岁；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细花则建议，国家财政每月参考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一定金额育儿补贴直到满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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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补贴的可行性有多大？

中山大学岭南经济学院教授林江曾指出，如果是“蜻蜓点水”的补贴，对于决定不生二胎的人只是杯水车薪，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但补贴多了对政府又可能造成过大负担；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所说，中国的生育补贴金政策做过预演，推算出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难以持续。

补贴到底对地方政府会造成多大负担？我们不妨算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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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浙江卫健委在调查问卷中设问，“假设政府每个月补贴1000元，你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吗？”此举一出，有关这个经济大省即将出台生育补贴政策的猜测开始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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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浙江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10.51‰，在31省份中居于第13位，但在沿海地区省份中，仅高于天津、上海、北京和江苏，居于第5位。

如果按照每月每孩1000元标准测算，会对浙江财政造成多大负担？

以2019年数据为例。当年，浙江出生人口为60.9万人。由于未公布准确的二孩数量，若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二孩”占比50%左右大致估算，浙江全年仅该部分新生儿额外的生育补贴金额就达到36.54亿元。

但补贴可能并非仅针对新生儿。此前，已有四川攀枝花市和甘肃临泽县两地实施生育补贴，均将补贴持续至孩子3周岁。若忽略逐年新生儿中二孩以及以上孩次数量变化，那么一年政府补贴将达到109.62亿元。

另一方面，2019年，浙江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48.6亿元，支出为10053.0亿元。以此计算，上述补贴占全省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为1.56%，占全省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为1.09%。

另外，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发布的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当年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卫生健康支出总计为732.61亿元，占总支出的7.2%。一般认为，生育补贴包含在卫生健康支出范畴内，照此计算，仅此一项就占了14.96%。

对比其他支出项，生育补贴的数额就显得更加不容小觑。对于创新大省浙江来说，2019年全年科学技术支出也不过516.06亿元，占总支出5.1%。而商业服务业等支出仅104.37亿元，可能还不及一项补贴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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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江相比，面临人口流失、老龄化严重的黑龙江显得更为急迫。去年10月，黑龙江修订《黑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提及“市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对依法生育第二个以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应当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与2010年相比，黑龙江常住人口减少646.39万人，降幅高达16.87%，年平均增长率为-1.83 %。其中，全省13个市（地）人口全部下滑，省会哈尔滨减少63万，是十年间全国唯一人口减少的省会城市，绥化、齐齐哈尔人口流失均超过百万。

黑龙江省近年总人口及自然增长率变化 图表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2021》

就在上个月，2月21日召开的黑龙江省委常委会会议，在审议《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时提出，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是关乎龙江振兴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人员外流和人口减少问题”，“多渠道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

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样以2019年数据为例，黑龙江生育率仅为5.73，居于31个省份最末位。

但要靠补贴拯救生育率，黑龙江显然不比浙江财力丰厚。根据2020年各省财力排名，浙江高居前列，而黑龙江则居于末尾。

这也让两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浙江已然如此，黑龙江又如何？

由于当地具体的补贴制度及金额还未公布，我们以各地出台政策中出现频率较多的500元/月、1000元/月来进行估算。

根据黑龙江省统计年鉴数据，2019年、2020年该省总人口分别为3751.3万人、3171万人，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3.75‰。由此计算，当地2020年出生人口在12.98万人左右。

按二孩占出生人口50%的水平计算，如果对二孩每月发放500元补贴、共补贴3年，当地一年补贴总额约为11.68亿元。

结合当地2020年GDP（13698.5亿元）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2.51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449.4亿元）数据，可以得出这笔补贴占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分别为0.85‰、10.14‰、2.14‰。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卫生和健康”支出项（401.19亿元）的比重则为2.91%。

如果对二孩每月发放1000元补贴、共补贴3年，那么一年补贴总额约23.36亿元。补贴总支出占当年黑龙江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分别为1.70‰、20.28‰、4.28‰，占当年“卫生和健康”支出项比重为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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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观点认为，1000元每月每人的补贴，对于现阶段生育成本来说，可能只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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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梁建章、任泽平等人共同编写的《2022版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下称《报告》）对外发布。其通过对发达国家现行补贴政策研究分析，当一个国家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仅能提升0.1。比如，法国和瑞典分别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推动生育率提升至1.8到1.9的水平。

尽管国情不同，但若以此大致推算中国情况，如果把生育率提高到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而要提高到更替水平2.1，更需要花费GDP的 10%。

《报告》认为，在这三种状态中，当财政投入占GDP达到5%左右时，能够基本实现中国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的状态。

这意味着一种更全面的财政投入。它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新建托儿所等相关投入。当然，也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金支持。

若同样以此计算浙江、黑龙江两省的情况，2020年浙江需投入的财政资金为3230.65亿元，黑龙江684.92亿元；2021年浙江财政资金需达到3675.8亿元，黑龙江为743.96亿元，分别占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4.49%、57.2%，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33.36%、14.57%。

如此高的支出力度，显然是地方“无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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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能够解释各地政府在育儿补贴上的谨慎态度。

宋健曾指出，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使育龄人群基数在下降，也比普通欧洲国家一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多。一旦开启补贴，持续性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在数据面前，可持续性问题格外“刺眼”。数十年的持续投入造成的长期财政负担已毋庸赘言，而一旦当前补贴并未对生育带来明显的带动，补贴加码就可能变成各地不得不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最终的走向，或许就是按上文计算的、很难有地方政府能够轻易负担的高达数千亿的补贴“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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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领域财政支出的“挤压”，还可能带来系统性问题。如人口学者何亚福所说，如果老龄化进一步严重，将来国家财政很大部分要去补贴养老金。

这不是要全盘否定补贴，但对于各地政府而言，“把钱花在刀刃上”，还需要更细致的安排。

一种思路是从直接补贴变为间接补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耀军曾指出，真金白银直接给钱，对于大部分地区，财政会面临压力，给的少又会不起作用。在婴儿照护方面，将资金支持转化为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可能比专门给钱好得多。

比起“一刀切式”地给钱，政府更应该直面的是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生育服务是否实现精细化治理？不同需求是否得到个性化的满足？每一项问题的妥善作答，无不需要政府财力支持，一旦答好了，更有助于形成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这不仅让钱可持续，更让社会氛围可持续。

当然，对于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仍然需要更理性的看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曾指出，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老龄化、少子化也是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问题。答题需要各国、各地携起手来，一起面对、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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