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需警惕人口性别比偏高后遗症

每经评论员 杨弃非 吴林静

春节期间，江苏徐州下辖的邳州市举办了一场相亲大会，男士大排长龙，女士却只有寥寥几人，邳州民政局对此回应称，当地确实存在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

笔者认为，男女比例失衡，症结不在当下。2021年徐州统计年鉴显示，过去70年，徐州男性与女性的绝对值差距呈现出逐年拉大的趋势，2009年男性比女性首次多出30万人，到2020年，该数值已达36.69万人。同年，徐州人口性别比升至107.33，这也是徐州该指标第10年超过107。在2020年一份公开回应中，徐州卫健委直言，要切实认清“婚配失衡的危害性，进一步增强人口安全意识”。

看“性别比”这个指标，更关键的是出生人口这个群体的男女婴比例。根据南京农业大学杨洪涛2007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徐州公安局和当时的徐州人口计生委曾给出一组跨越2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

数据显示，自“七五”时期（1986~1990年），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失衡，达到110.21，到“八五”时期逐步上升至129.83，“九五”时期达到138.91。学界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应在103与107之间。根据这一设定，1990年至2005年间的徐州已达到“严重失调”的程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州眼下总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正源于此前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走高的累积效应。有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将相应地带来2010年左右初婚市场的失衡。若2000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仍持续偏高，那么，2025年将从“中度婚姻拥挤”升级到“高度婚姻拥挤”状态。

一系列连带的社会问题也将出现。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李树茁曾指出，过剩男性集中出现后，他们既表现出缺乏家庭支持和保护的脆弱性，又可能对人口和社会公共安全带来影响。其中，最突出的社会风险之一则是“刺激买婚、骗婚、婚外恋以及早婚回溯等现象的发生”。

事实上，徐州已持续多年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展开综合治理工作。“十一五”期间，徐州曾建立由市级多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联席会议制度，并设立了省际交界地区的协作治理、联合办案和信息通报制度。

笔者认为，随着性别比问题逐渐从出生人口延伸到适婚适育群体，综合治理工作理应进一步多层次、纵深化推进。比如，针对经济较差的农村社区未婚男性家庭，提供更多教育、就业和技能培训机会，改善家庭经济和社会生活处境；针对女性潜在风险，深入开展人身安全教育和防卫培训，并在基层社区和工作单位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构建女性保护机制。

不能忽略的是，我国存在偏好男孩的传统观念，而且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因地制宜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同样势在必行。前徐州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延刚曾在2010年撰文指出，徐州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农村依赖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地农民期望依靠男性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家庭又有“养儿防老”的现实需求，加上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仍存，这些都是导致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源动力所在。

过去若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代际结构被影响，就会给当下带来适婚年龄男女比例失衡的棘手难题。但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依旧不能妥善解决，那将给未来留下影响深远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