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成都“城市场景学”

每经记者 杨弃非    每经编辑 杨欢

图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张建 摄

使城市从旧有“增长机器模型”中解放出来，将文化与价值观视为城市增长新的动力来源——这是场景理论提出者，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特里•克拉克和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丹尼尔•西尔所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由于适应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场景理论正迎来越来越多中国学界的参与，而更受外界关注的是，已有中国城市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城市再造的实际行动。

去年，《金融时报》、美联社等数十家海外媒体将镜头聚焦成都。瞄准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成都一年内先后发布了“1000个新产品和1000个新场景”。一场全新的城市空间革命由此拉开帷幕——

散落在城市中的地点被赋予了含义，一个个场景成为城市组织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1000个场景拼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点与方向。

这种被成都概括为“场景营城”的理念，将城市与场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场景以地方整体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得以识别，也因此，按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吴志明等人的分析，场景的成功通常取决于参与主体政府与当地民众是否持有相同文化发展理念。

成都提出的“场景营城”理念，转变政府的城市治理模式，主动拥抱不同场景的多元文化、挖掘个体需求，构建出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城市新发展格局。

今年初，成都进一步提出，将推进从城市场景向场景城市的全方位跃升。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西尔曾认为，成都的举措，事实上已然拓宽了原有场景理论的边界。

成都正在定义属于中国城市的“城市场景学”。在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下，“场景营城”的核心目标正是以“人”为核心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人将成为新产业、新经济的创新主体。

成都式的“城市场景学”，也是城市在寻求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一种解题思路。在“十四五”从外延扩张到内涵提升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下，成都率先提笔作答。

城市空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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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成都东部新区获批。外界解读，这是成都“东进”战略大棋局落下的重要一子，也是成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产业经济地理、谋划城市格局“千年之变”的关键一步。

城市格局大开大合下，潜藏在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革命亦在悄然推进。

今年1月，成都举行“东进”工作推进会暨片区综合开发工作专题会，东部新区的10个综合开发片区首次集体亮相。根据现场披露的规划，10个片区空间边界清晰、主导产业明确、基础功能完善，且成为新区发展的基本单元。

这改变了传统“点状扩散、圈层发展”的城市发展方式。

片区综合开发模式下，东部新区没有明确的中心。每一个片区相对离散，又有机统一。总体格局上，这符合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所提出的“多核心城市”——它的一个优势在于，能够避免“摊大饼”模式可能带来的城市病。

但隐忧同样存在：多中心意味着资源分散，本就白纸作图的东部新区如何构建起新的发展动能，以免沦为空城？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吴军指出，后工业城市的发展动力，除工业城市所需的传统生产要素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素和城市舒适物。城市舒适物与场景相关，而知识型的高级人力资本往往更在意是否有符合其个性化需求、宜业宜居的场景。

换句话说，场景充当“人”与“地”之间的“粘合剂”，能构建起城市发展的内生动能。

对于东部新区而言，就是在“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片区综合开发模式下，各片区聚焦特定产业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提供精准的公共配套服务，打造新型城市社区与产业功能区合一的产城融合场景，并吸引特定新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

一种观点认为，空间的重塑带来了场景的回归。在批判理论中，工业城市时代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资源和被物化的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在后工业城市时代被再次反转，人的主动性和个人权利被予以重视，人力资源的地位开始上升。相应的，需要在此条件下重新定义空间。

作为一种再定义的地点，场景与人紧密相关。中国浦东干部教育学院教授焦永利等人研究发现，“场景”是集合价值导向、文化风格、美学特征和行为符号的城市空间，是城市中多样舒适物、消费活动、人群的组合，它赋予一个地方包括生产、生活、生态、体验和价值情感等不同意义。

自成都提出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以来，人已经被摆在城市与产业发展的前列。场景理论填补了人到城市、产业之间的断层，使“人、城、产”成为一条畅通的发展轨迹——

人需求的改变必然带来空间需求的改变，相应的，人与空间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关系。场景为每一寸空间赋能，背后是一种城市精细规划、精明增长的发展模式。

另一个更具全局性的空间革命来自成都打造的66个产业功能区。

事实上，2017年成都首次提出产业功能区理念时，就将“实现小尺度空间的区域性产城融合”作为目标，突出人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按现在的眼光，当时的成都已开始探索推动经济区和行政区的适度分离，以人本城市的理念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在产业功能区的发展中，场景打造的需求更为明确。去年3月，成都提出将划定66个产业功能区核心区，以1平方公里范围起步，围绕建设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推动重要生产场景、生活场景、生态场景的集中融合呈现。

定义“场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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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福德曾指出，最好的城市模式是关心人、陶冶人，密切注意人在社会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需要。他也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

也就是说，城市不仅聚集人、服务人，还通过场所的力量，激发人的活力。从某种程度上，这主要是一种来自场景的力量。

今年春节期间，经过“场景化”改造的成都一环路“市井生活圈”大放异彩。这条全长19.38公里、深入左右1至2个街区的环形区域被划分为28个示范片区，28种生活方式对应了28种就地过年“姿势”——

在音乐坊，街道变身露天舞台，乐队、街头艺人在春节上演一场视听盛宴；而爱情街的画展、摄影展，则让烟火气中也透露出浓浓的文艺气息。

场景让人与地实现有效匹配，消费潜力也由此被充分释放。数据显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成都拿下春节旅游数据“双第一”：成都接待总人数达1447.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27.6亿元，均位列全国第一。

场景为何有此能量？

特里•克拉克研究发现，文化娱乐等消费因素在决定一个城市和社区的增长中愈加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今天，人对文化艺术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创新文化已经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此过程中，城市或是城市社区则变成了一个文化增长机器。

而在新经济以新技术应用推动供给结构优化的同时，新场景生成所激发的需求潜力，还能进一步推动产业分工重构、动能更新再造。

认识到这一点，成都对场景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梳理。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宇曾指出，总的来说，成都场景营城依据“城市级、产业级、企业级”三个互不割裂的层次展开。

在城市层面，场景是新时代城市转型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空间，在产业层面，场景是推动新经济活动爆发的生态载体，在企业层面，场景是推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规模化的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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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经过三年多的打造，成都已形成“文创+”“旅游+”“体育+”“美食+”“音乐+”“会展+”六大场景体系。

在更细分的层次下，这进一步包括山水生态公园场景、天府绿道公园场景、乡村田园公园场景、城市街区公园场景、天府人文公园场景和产业社区公园场景“六大公园场景”；

社区发展治理中的服务、文化、生态、空间、产业、共治、智慧“七大社区场景”；

地标商圈潮购场景、特色街区雅集场景、熊猫野趣度假场景、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场景、文艺风尚品鉴场景、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和未来时光沉浸场景“八大消费场景”……

不同场景的交汇叠加，还将构建一种多元化的力量。

去年9月，成都永安湖城市森林公园开园。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森林公园周边既有先导、康诺亚等生物医药企业，又有承载居住功能的片区。

在设计者的构想中，森林公园将提供一种生产和生活重叠的场景——在沿河步道上，既有享受闲暇的市民，又有寻找灵感的创业者，不同背景的人将能碰撞出更多创新可能。

美国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曾总结城市活力四要素，首要便是让尽可能多的区域有超过一个主要功能，同时要保证街道、建筑物和人群的多样性。城市越多元化，越能产生长久的发展潜能。

跨越工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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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国城市正处在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分水岭。

从三次产业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在2015年就已超过50%，这也被认为是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标尺。去年，该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4.5%。但从消费上看，最终消费占比为53.4%，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文化消费因素相较于生产因素上升至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并带来城市发展动力的转变：文化消费因素通过与生产因素互动，带来城市新的增长。

但以人的需求为指向的消费，并不总与生产相协调。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忠曾指出，现代性已经从追求无限的生产，走向追求无限的生活。

“对无限生活的追求，不仅没有约束无序的破坏性的生产，反而成为生产无限扩大的动力与原因。无限的生活拉动无限的生产，无限的生产助推无限的生活，构成生产与生活的恶性循环。”

但他也认同，从生产转向生活是一种进步。对于所有期望发展的城市，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能否让生产和生活之间达到某种协调，让生活同样推进生产？

从场所的角度来考虑，场景是一种解题思路。在成都的探索中，场景能多维度、多元素的耦合叠加，寻求超越工业时代“单向度的人”困境，而其产生的“场景力”，亦能激发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能。

对于成都而言，这更是基于城市优势的再发展。

回顾历史，生活文化一直是成都这座城市的根与魂。从休闲之都到生活城市，再到如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宜居特色贯穿城市发展始终。2019年，成都常住人口净增长达到约25万，成都要保持持久的活力，也需要从人才吸引力的优势本底出发进行谋划。

今年初，面对“十四五”开局，成都系统谋划“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它覆盖居民收入、生活成本竞争力、公共服务、通勤效率、营商环境等市民和企业最关心的十大领域，目的在于推动城市功能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但在成都的规划中，“十大工程”不仅是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更是更高水平的消费产品的创造和更高水准的消费场景的构筑。

细看“十大工程”，大量消费升级的新场景涵盖其中。

一方面，包括生活美学、通勤生活、智慧化个性生活等具体场景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成都还将定期发布幸福美好生活应用场景和机会清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十大工程”投建管运。通过政府主导、市场主体，运用商业化逻辑，调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成都还希望借此谋划一个提升结构的重大转折，通过系统谋划，加强与国际优秀企业的合作，引入更多的消费业态，更多的新兴产品，就近生产、就地供给，成为全国乃至国际上的消费中心。

成都已步入机遇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要求下，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被赋予“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任务。成都需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支撑起大格局下战略纵深的角色。

“场景城市”则是成都提前谋划城市下一轮发展的另一个面向。外界解读，成都将构建的以场景为导向的城市战略，更加注重多元化思维、多部门联动，全方位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耦合发展，激发内生动力、孕育文化活力、培育新经济动能、创造美好生活。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转折点，成都的这一步，正是中国城市的时代之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