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李全：全球弱复苏预期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开局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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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应该回首2020年，记住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其中少不了全球抗疫中医护人员、城市维护者们的无私付出，以及复工复产中劳动者们的辛勤付出。当然，我们更应该展望即将到来的2021年，这既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起点。在这个时间节点，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平息，全球经济衰退仍在继续，各国贸易金融壁垒渐高，如何在波动中寻求中国的发展之道，值得我们研判。

全球性衰退与弱复苏预期

当我们寻根溯源，本轮经济衰退的根源主要是全球无节制的金融宽松所导致的。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其从诱因到解决方案，都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结果。当时的金融危机最初源于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的恶性膨胀而导致的次贷危机。其实早在次贷危机五年前的2003年，美国二次抵押房贷的交易金额就已达到3.8万亿美元，之后的2006年这一金额达到3.6万亿美元，而当时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经济表象繁荣，继续施压美联储保持低利率以维持购房者通过贷款或抵押债券来交易房产，甚至有人买房后通过抵押贷款再继续买房。2007年的三次大规模降息并没有支撑经济继续增长，当次级贷款难以为继时，金融危机爆发了。而此后美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多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通过各种渠道释放了近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撑了美国经济企稳回升。然而，这种过度的刺激导致的经济后果是实体经济根基不稳，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依然依赖偏低的利率基础，一旦利率上行，就存在着经济再度陷入困境的可能。

全球制造业PMI自2019年来曾连续7个月下滑至49.3%，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乏力。美国在疫情影响下的供给和需求均有所下降，需求下降尤为显著，且仍有继续下滑的趋势。由于复工复产不达预期，制造业将继续承压，新增失业人数大幅增加，同时伴随着债务压力高企，这有可能导致美国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衰退。欧洲则一直处于衰退的边缘，观察近10年内欧盟前5大经济体，仅德国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其余4国的财政盈余持续为负；PPI同比增速显示，近十年欧盟工业生产领域的供需依然偏弱，生产环节物价水平仍然低迷，工业景气度仍然堪忧。日本经济也不容乐观，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受到大地震、海啸、福岛核泄漏事故、日元高企以及外需不振等因素影响，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困境。

2020年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刺激，然而实体经济复苏的效果甚微，前所未有的刺激政策却带来了资本市场的虚高。根据Black Knight Inc.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全球股市市值超过100万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日全球债券市场市值则达到66万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美国二次抵押房贷金额突破4.4万亿美元，突破次贷危机时这一指标的总额，同样为历史最高水平。这说明经济刺激过程中的货币流向主要是资本市场而非实体经济，这将导致停工停产可能继续，企业倒闭和减薪裁员又会倒逼政策再度宽松，但如果宽松对实体经济的效果有限甚至无效，则将会出现刺激背景下经济弱复苏后的再衰退。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宽松的政策受制于可能出现的通胀预期等因素制约而难以为继时，经济衰退则有望加剧，甚至引发危机。

塑造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2020年5月11日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总体涵盖了包括所有制、基础性制度、要素市场化、政府管理和服务、民生保障制度、开放型经济、市场经济法制等七个关键领域的改革举措。从改革的方向及深度来看，这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又一次全面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所提及的改革方向将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意见的出台，是在国内外发展形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们面临前所未有复杂的国际形势。过去一段时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预期影响着各国财政收支平衡，为谋求财政平衡而渐高的关税壁垒又诱发了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广泛摩擦。疫情的暴发又导致了上述摩擦加剧，在各国停工停产、封城甚至封国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越绷越紧，也有趋于断链的危险；另一方面，我国在过去几年时间已经初步完成了从总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过渡，经济增长的重心不再是经济总量，更多要在产业结构升级、节能环保达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进而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地位，同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具体来看，我国本轮深化改革开放将会在七个方面着力，将通过各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来看，体制改革将会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共存的基础上，强化国有经济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科技、国防、安全等领域的控制力，同时对充分竞争的国有企业加快资本化，通过管资本为主线的国有资本监管来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率，在民营、外资等领域应继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扶持体系，营造良好的非公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在基础性制度方面，要在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促进市场化竞争的公平和准入，在完善产权制度的同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公平竞争和第三方审查评估等机制，形成有序竞争的反垄断市场发展环境；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应充分构建市场化的要素配置机制，在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领域实现充分的市场化，促进其优势互补、有效配置，通过新技术的实施推动各类要素的高效运营；在政府管理和服务，以及市场化管理方面，要通过市场化运行和监管规则的完善，创新政府管理、调节市场的相关职能，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推动营商环境的深度改善，实现服务型监管的有效实施；在民生保障方面，要继续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在对外开放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现全面开放，并形成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方面，应以法律为准绳来完善市场公平与产权保障的经济法治体系，支撑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在上述改革逐渐落地的同时，我们还应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更加科学、前瞻、绿色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机制，以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在深度改革开放中获得长久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