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最惨创业者”，被赶出公司还要赔3800万？投资方这样回应…

每经记者 叶晓丹    每经编辑 陈俊杰,李净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近日，创业者郭建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中国最惨创业者：3年前我被投资人赶出公司，3年后公司没上市说让我赔3800万！》一文，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他在2013年前后引入科发资本进创业公司，与对方签订业绩对赌协议后却被“赶”出公司，失去了在原创业公司一切职位。而时隔几年后，他又被投资方以对赌失败为由要求赔偿，且两审皆败一事。

 

图片来源：摄图网（图文无关）

文章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业绩对赌”成为整个事件中的中心问题。

 

6月7日，郭建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采访时强调，他必须要有能参与到公司经营这件事情中的路径，否则怎么去达成经营目标？资方不能剥夺了他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力，到最后又要让他来承担业绩对赌失败的后果。

 

6月10日凌晨，科发资本发布了《科发资本关于郭建网上发文恶意诋毁一事的严正声明》，声明称郭建的文章罔顾事实，恶意诋毁科发资本和董事长。并表示郭建“无视司法判决，以受害人自居，通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误导公众，制造舆论压力，企图继续干扰司法公正。”

 

郭建：被踢出局，却要承担对赌失败的后果？

 

6月7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在杭州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郭建，他向记者讲述这段令他气愤的经历。

 

2010年11月，杭州雷龙正式注册成立，郭建拉上了自己的前公司领导于任远出资入股，各占45%股权。彼时，杭州雷龙的主营业务是免费给运营商高校宽带做系统，交换客户端的运营。移动互联网兴起后，郭建称一些高校学生登录移动WiFi也需要通过杭州雷龙的客户端，故而公司手中积累不少流量资源。App store榜单兴起后，杭州雷龙还推出了积分墙业务。郭建透露，一度仅依靠积分墙业务，一个月营收就高达600万，净利润在180万-200万左右。

 

2013年12月，科发资本向杭州雷龙增资10%，2014年3月，又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进一步增持杭州雷龙10%股权。此次交易后，科发资本持有杭州雷龙20%股权。

 

科发资本两次投资，也与交易对手方郭建、于任远签订了业绩对赌协议，其中约定2017年12月31日前杭州雷龙未能上市的话，郭建和于任远需要回购科发资本的股份。

 

“当时上市大家也觉得不太容易，但如果我还继续在杭州雷龙扩大流量来源的话，我们是有很大的机会被上市公司并购掉，也算上市的一种方式，资方实现了退出的根本目的。”对于资方提出的上市要求，郭建向记者这样解释。

 

原本这是创投圈司空见惯的一笔交易，但科发资本入股后不久，郭建称杭州雷龙的管理层出现了矛盾，矛盾起因是两位原始股东对发展P2P项目有分歧。

 

郭建称2015年8月31日被股东会免去了杭州雷龙的董事职位（图片来源：郭建提供）

 

“ 2014年5月，互联网金融起来了，于任远觉得互联网金融故事更大更‘性感’，加之我们手头有不少流量，当时校园贷也起来了，于任远提出要做互金项目。”郭建说，但是他希望公司持续聚焦流量业务，最终他和于任远，科发基金达成共识，由于任远操盘互金项目，杭州雷龙可以提供流量支持，“但于任远又提出要分走杭州雷龙一半员工去做互金业务，我不同意。”同时，郭建称，如果于任远去做互金业务的话，还可以做杭州雷龙的董事长，但不能再插手日常经营了。

 

然而，“就在我出差的时候，科发资本居然拿走了公章，将公章保管在他们那里。”

 

2014年11月，郭建称自己被要求辞去总经理职位，同时先后于2015年1月、8月分两次将手中股权转给了于任远。“转掉股份后，其实我还有一个身份可以参与公司经营的，就是董事，但2015年8月31日被免去了董事职务。原本应该是2017年2月到期。”

 

郭建告诉记者，离开雷龙之后，2015年3月他又创办了杭州菁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菁彩公司），主营是做校园兼职业务。郭建称，当时和很多需要在校园招募推广员以及各种兼职人员的公司达成合作，比如59store,宅米，随米，也与杭州爱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财公司）有合作。2016年9月，因为校园贷被银监会叫停，爱财通过换股的方式将他们的渠道注入了菁彩，“双方约定2017年菁彩完成多少的营业额，会承诺给一定的期权。可是后面爱财出事了，期权也没有了，没拿到实际的资金。”

 

而离开杭州雷龙之后，郭建称因被免董事职务再无权过问公司情况。直到2019年1月，就在他以为杭州雷龙已成往事的第四个年头，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房子被查封了。事后才得知，科发资本在2018年年底以杭州雷龙未在2017年年底完成上市为由，起诉要求他和于任远回购股份，共计3800万元。

 

关于业绩对赌一事，郭建强调了以下几点，首先，2015年他将股份转让给于任远，是在陈晓锋（科发资本董事长）和于任远的要求下，以及陈晓锋口头告诉他转让股份后对赌协议就与他无关的基础上，最终同意以净资产的价格将股份全部转让给于任远。

 

其次，郭建认为他必须要有能参与到公司经营这件事情中的路径，否则怎么去达成经营目标？资方不能剥夺了他参与公司经营的权力，到最后又要让他来承担业绩对赌失败的后果。“如果不罢免我董事的身份，我还在杭州雷龙有职务，还能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到最后未达成目标的话，我认。”

 

科发资本回应：歪曲事实，颠倒是非

 

6月10日凌晨，科发资本旗下官方公众号科发慧投发布了一篇《科发资本关于郭建网上发文恶意诋毁一事的严正声明》，声明称郭建的文章罔顾事实，恶意诋毁科发资本和董事长。并表示郭建“无视司法判决，以受害人自居，通过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误导公众，制造舆论压力，企图继续干扰司法公正。”

 

6月9日，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曾致电科发资本一名高管，该高管称这个案子事实清楚，随即挂断了电话。

 

科发资本位于杭州的办公室（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叶晓丹 摄）

 

6月10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前往科发资本的杭州办公地点，公司一名自称为董事长助理且拒不透露姓名的男士向记者表示，“我们作为机构，说出去所有的话都是需要证据支撑的，目前对整个事情还在进行梳理，梳理完后会对外进行回应。我们会最终呈现事实的真相，在证据的整理过程中，还不方便发声。”

 

在提及郭建所谓的“被罢免”的说法时，该人士表示：“罢免郭建总经理的职务，当时董事会是有决议的，郭建自己也是签字了的。如果董事会罢免郭建他自己不同意，为什么最后也签字了？关于最后罢免郭建董事的身份，我们后期也会整理详细的资料，目前还不方便说这个事情。”同时，他还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影响整个创投的生态，所以我们会整理出完整的资料来。”

 

科发资本官网显示，科发资本是专业投资机构，在股权投资领域取得过傲人业绩，团队投资成功上市的企业多达数十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天使投资、VC/PE投资等。投资领域包括医疗健康、高端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目前科发资本发行并管理十五支基金，资产总规模达一百亿元人民币。包括获得杭州市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5000万元人民币、天使投资基金1500万元人民币，宁波市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4000万元人民币，义乌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10000万元人民币。

 

科发资本董事长陈晓锋最近一次发声是在6月6日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协会2020年会上，他在圆桌论坛上讨论了注册制对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行业将会带来的影响，其中提到创投行业将往前期转移，投资早期阶段的项目。创投行业要变得更加专业，用更高、更精准的眼光去发现早期企业的价值。

 

利益之下各方缠斗未休

 

需要指出的是，在2015年8月，郭建卸任杭州雷龙董事，到2019年突然发现自己名下财产因业绩对赌失败被冻结的时间段内，杭州雷龙和郭建之间仍有交集。

 

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16年4月，杭州雷龙告郭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被法院受理，杭州雷龙告郭建在担任公司董事、经理职务期间有违反勤勉义务、竞业义务的行为，给杭州雷龙造成了巨额损失，具体包括任经理职务期间，其经营行为多次侵犯他人著作权、因重大过错造成公司应收账款损失。

 

其次违反竞业义务主要体现为，爱财公司从2014年9月经营的爱学贷业务与杭州雷龙经营的学生贷业务构成直接竞争。 

 

对于杭州雷龙的理由，郭建亦提出了反驳，认为自己在任职经理期间，对杭州雷龙没有造成损害的事实。在职期间的行为也没有违反勤勉义务。同时，郭建称对杭州雷龙不存在竞业限制义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认为杭州雷龙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判杭州雷龙败诉。

 

而在科发资本与郭建关于业绩对赌的案件中，科发资本也提及了同业竞争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在梳理该案一审判决书中发现，科发资本方面曾在法庭上表示，郭建并非遭遇排挤无奈离开杭州雷龙，而是不顾潜在责任，主动套现离开，后从事与杭州雷龙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业绩对赌案件的杭州市中院民事判决书（图片来源：受访人郭建提供）

 

同时，科发资本还表示，股权回购义务不以义务人必须具有实际控制人、股东或董事等身份为前提，科发资本方面也没有义务保证郭建始终具备上述身份。

 

6月9日，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根据此前科发资本与郭建、于任远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中的联系方式致电于任远，但于任远并未正面回应相关问题。

 

回归郭建案件本身，6月10日，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律师杨如意向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表示，对于郭建的诉求，从情理上似乎可以理解，也应当引起创业者和融资方高度重视。但从法律角度看，目标公司股东与投资方签署对赌协议，协议的效力是没有问题的。回购条款系各方自愿约定，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回购条件的成就系投资方过错所致。所以，投资方依照协议要求履行回购义务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有依据，法院的判决在说理上还是比较充分的。

 

实际上，类似的对赌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最高院在去年年底的《九民纪要》以及上个月出台的《疫情指导意见》中，均就对赌的相关问题给出过具体司法适用意见，可见此类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杨如意进一步表示，本案中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比如投资方参股目标公司以后，通常会以委派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等方式参与目标公司的实际经营，投资方的这些行为势必影响目标公司业绩，进而影响对赌条件的成就与否。这些安排很普遍，也合情合理，对赌的股东一般不能以投资方参与经营，导致业绩未实现，就要求免除自己对赌失败的责任。

 

郭建这个案子，特殊处在于对赌股东签署对赌协议后不久就直接退出公司，完全失去股东资格。但是，对赌协议并没有约定失去股东资格、失去经营权就不用承担对赌责任。法院的判决也是这个逻辑，郭建的回购义务并没有得到参与对赌的其他当事人的豁免。所以，从合同义务和法律责任上讲，其承担对赌责任不可避免。当然，如果郭建认为参与对赌的其他股东或投资方对其失去股东资格或经营权具有过错或恶意，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记者|叶晓丹 编辑|陈俊杰 李净翰 肖勇 王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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