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亲民主党大佬提议对富人“大开杀戒”：超10亿美元征77%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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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所言，美国已开启新一轮总统选举周期，如何应对贫富不均这一日益严峻的问题将决定下届选举的赢家。

从上周达沃斯论坛开始，不断传来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要求为富人加税的呼声。周四的最新消息显示，据称有意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计划推出“为了99.8%的人”法案，希望向约占美国人口0.2%的最富裕人群征收最高77%的遗产税。

桑德斯是参议院中的无党派人士，但投票倾向于民主党，曾参加过2016年总统大选与希拉里一争高下。他提议，向价值350万至1000万美元的遗产征税45%、1000万至5000万美元的遗产征税50%、5000万至10亿美元的遗产征税55%、超过10亿美元的遗产征税77%。

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假新闻”的《华盛顿邮报》率先披露，桑德斯的助手表示，这一法案计划从美国558名亿万富翁处征集2.2万亿美元的遗产税，代表最富人群的净身家至少为3万亿美元。鉴于遗产税的定义，并不清楚多久才能完成征收，预计未来10年可征收3150亿美元。

上述报道称，美国在1941到1976年间曾执行过77%的最顶级遗产税率，征收门槛最低也是350万美元，桑德斯的计划基本等于恢复当年的规定，也是1970年代以来罕见的水平。

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遗产税的豁免最低门槛从350万提升至1100万美元（家庭门槛为2200万美元），有效期至2025年，民主党批评是给富人减税。本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Mitch McConnell和特朗普好友Chuck Grassley等共和党大佬联名提议废除遗产税，认为是不公平的死亡税。

“富人税70%”这样耸人听闻的概念，最早由新当选的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Cortez提出，她建议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征收70%的“边际税率”。上周，有意参加2020年大选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超级百万富翁税”，欲为财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人每年增量征税2%，为超过10亿美元的人每年多征税3%。

同样打算参选的加州民主党参议员Kamala Harris则走了“底层路线”，本月建议设立给低收入个人的3000美元退税优惠而且没有附加条件，退税的款项将来自回撤部分特朗普税改，以及对大型金融机构收取额外费用等。上述议案可见，民主党试图打造“共和党只为富人代言”的舆论形象。

另据福克斯新闻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选民支持给富人加税、同时增加国内开支。1月20-22日的数据显示，有51%的受访选民想要增加基建、国防安全、教育和医疗等国内项目投入，70%的人支持给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加税，65%的人支持给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加税，44%支持向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加税，只有13%支持给全体美国人加税。

经济学家Edward N. Wolff研究发现，截至2017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拥有全国财富的40%，财富集中程度为1962年以来最高。桑德斯本人认为，给富人加税、特别是利用累进制的遗产税，是减少财富不均、关注正在消失的中产阶层的最好方式：

“当太少人拥有过多、太多人拥有过少，从道德、经济和政治的多角度出发，国家都不会繁荣，共和党参议院领导层希望为全美最富裕的1700个家庭彻底废除遗产税，这太荒唐了。”

不难想象，对富人加征重税的观点无法得到华尔街和美国商界高管支持。桥水达利欧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对CNBC表示，在改变贫富差距之前，需要考虑一些严重的影响，税率变化将对激励机制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对资本流动，以及市场和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冲击：

另据彭博社，戴尔创始人兼CEO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也在达沃斯的一场小组会议中表示：“我不支持这种做法，我不认为这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投资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的高管斯科特·米纳德（Scott Minerd）直言，这项提议（富人边际税率70%）“太可怕了。”

星巴克创始人兼前CEO、打算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20年大选的“星爸爸”舒尔茨（Howard Schultz）本周表示，他也反对民主党众议员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富人征收70%边际税率的提议：“民主党的观点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我不认为美国想要70%的所得税。”

尽管要不要给富人征收重税还在讨论阶段，很可能不会在美国成形，但正如桥水达利欧在达沃斯论坛结束后的一篇观点文章所言：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市场对此类新闻做出反应，因为现在就押注谁将胜出、胜出者将怎么做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知道，形势将变得越来越明朗，然后将在未来两年内尘埃落定。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将对资本流动、市场估值、经济状况、国内及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就像上世纪30年代末那样，民粹主义+经济疲软+央行宽松有限+大选 = 高风险市场和高风险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