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巷财经】鲁迅的西大往事

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82周年纪念日。

据学者曹冷泉回忆，1936年，西安各界曾先后3次进行缅怀。尤以10月24日革命公园举行的追悼最为外界称道。

先生先学医，再从文，被称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经济发展，生活优渥的今天，越见可贵。

先生逝世十二年前，这位“黑而姓周的老头儿”，“用汽车载，用船装，用骡车拉，用自动车装”，从北京奔赴西安，讲学逗留了二十多天，是西安城的一件盛事。

而今，在各媒体不时被提及的这段往事，除了在易俗社留下的“古调独弹”四字，再就是叹惋声中的《杨贵妃》。

今将先生西安之旅回溯一二，以窥先生之风，一为纪念，一为重读先生心迹，呼唤后来人。

讲学

1924年西安讲学，是鲁迅先生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西北行。

此行源于刚重建的西北大学校长傅铜邀请，背后有当时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的资助。

先生当时在北大任教，同时为教育部佥事（处级公务员），虽未在最初邀请之列，但经好友推荐，亦一同前往。

此行酬劳颇丰，且众人均怀有一览古都名胜心愿——西安盛名，在当时亦是人向往之。

但路途颇为不顺，7月7日启程，14日抵达，8天7夜中，包括陕川到潼关的4天黄河水路。迎接鲁迅一行人的张辛南撰文回忆：上船后，“大风大雨整夜不息”，夜间乘船更是倒行十余里，幸好后来停住不至遇险。

同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教授王桐龄回忆：“船顶甚低，仓甚窄”，“卧则屈膝，坐则折腰，立则鞠躬，人人终日抱膝长吟”，加之不惯于在船上“出恭”，甚是煎熬。

但鲁迅生于水乡绍兴，倒不觉“煎熬”，每日盘腿坐在船舱中央，反兴致勃勃给大家讲故事……

▲西北大学教授邓益民创作写实水墨画《鲁迅在西大 》

正式讲学是7月21日。听众是陕西各县中学教师和教育干事。

虽然在开学式上，校长傅铜称赞众人：“诸君（学员）均踊跃前来，足征向学心切！”

但在同行讲学的南开历史系教授蒋廷黻眼中，这些人：“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

但鲁迅的课是受欢迎的。

先生所讲，乃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21日开始，29日结束，8天内11讲，共12小时。30日下午，虽又应邀前往讲武堂为陆军学生讲演一次，仍为小说史。

授课的讲义，后经西北大学整理，寄请鲁迅改定，印入《西北国立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中，后又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附录于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

所得与所留

讲学之余的一些应酬，鲁迅是极为不屑的。

据说赴讲武堂为陆军学生讲演前，督军刘镇华曾托人示意鲁迅，在给陆军官兵讲演时换个题目。但被鲁迅拒绝，称自己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

许广平对此亦有过评述：“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

但对于西安这座城市，鲁迅显然是抱着很多兴趣的。

就在到达西安的当晚，兴致难减的鲁迅便携友人，“至附近街市散步。”尔后的日子里，这种“散步”让鲁迅在西安多处留下了踪迹。

少为人知的是，鲁迅对于古碑拓片有着浓厚的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北京的琉璃厂，由此留下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如今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碑帖及汉画像藏品高达6000多件，可见其痴迷！

▲易俗社“古调独弹”匾额

来了西安，南院门、碑林、大雁塔、曲江、荐福寺等，成为鲁迅最为驻留之所。

四处的造访，亦让西安城的不少人知道了这位“北京来的姓周的老头”。以至鲁迅在之后因膝盖跌伤难行的时候，不少人怀揣着自己的珍藏主动上门拜访。让人发嗤的是，有人因此受愧再三，甚至将此前兜出的赝品主动寻了回去……

对于这趟“穷搜”之旅，鲁迅并未在之后的文章里有过多少描述，如今看来不无遗憾。

鲁迅一生遗留的墨宝不多，不过，在西安却给易俗社欣然留下“古调独弹”四字牌匾。作为戏剧革新的秦腔剧社，鲁迅欣赏有加，短短二十天里，便来此看过五场戏。

在他看来，“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在离开西安时，鲁迅拿到了此行的酬劳300元——确实不少，他们在返程路过潼关时，买了10斤酱莴苣才花1元钱。

走之前，鲁迅拿出50元赠给了易俗社，还一度招到同行之人的反对，他却坚持：军阀那里演讲的钱，就得在陕西花掉。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当时的房子还是刚借款买的……

《杨贵妃》

90年代国人渴望诺奖。坊间曾议论此前文学家中谁可获此殊荣。一为沈从文，一为老舍，再就为鲁迅。但末了，总要感叹，鲁迅缺一部长篇。

感叹的这部长篇，就是鲁迅打了三四年腹稿的《杨贵妃》。

鲁迅对唐代历史文化有深切认识和精到见解。以杨贵妃为题写一部长篇，乃是因先生认为：“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

民国时期，救亡图强是社会各界主题。对民族未来的方向，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潮与当时国内的儒家各有主张。《杨贵妃》若成，当是先生人生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故此，赴西安讲学，将自己置身李、杨风流十余年的空间，体味这座古城千年前的气息，亦是先生赴西安目的之一。先生游览之处，包括了大雁塔、曲江池、碑林及昭陵等地，亦曾计划赴马嵬驿，但未成行。

▲1907年时的西安城墙永宁门

最终，先生放弃了《杨贵妃》写作，在与日本友人的书信中感叹：“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其时的西安，是怎样一番模样？

1924年后两年，西安经历了历史上著名的“二虎守长安”。而围攻西安城的，正是接待鲁迅先生一行的刘镇华。

虽然邀国内饱学之士赴西安讲学，是开明之举，但这个起家河南的军阀，统治西安十年间，并未有什么好声名——后曾任广州大学教授的西安人郑伯奇说：当时西安乃至陕西的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情况是十分恶劣的。

同行讲学的李济回忆，当时西安抽鸦片成风，不但自己抽，而且以此待客，客人拒绝，主人反会生气。一次他与蒋廷黻饭后散步，在一座古庙旁的戏台，竟见到“三对并躺在一块儿抽鸦片的叫花子”。

无论是什么样的西安，鲁迅终放弃了这部人生唯一长篇的写作。

而今，以“杨贵妃”为主题的剧，虽不若“武则天”层出不穷，但或为电影，或为现场实景演出，博人一时之乐，或传递一时文化表像。先生所思，遗忘久矣。

也许，先生当时应上白鹿原见见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