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观 | 国家发改委当晚回应代表建议，这事关中国开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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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

文字 | 无氧 摄影 | 智慧先生

3月5日晚，春寒料峭。全国两会四川代表团驻地，迎来一批“特殊”的访客。

国家发改委一行人风尘仆仆赶来，为的是第一时间就四川代表团提出的一条建议进一步沟通交流。

城叔了解到，在当日下午四川代表团审议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建议，以成都为起点加快规划启动“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向南开放的战略通道。

城叔感到非常振奋。因为这是大事，不仅事关一座城市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地位，更事关中国向西向南的开放大局。

回应建议

国家发改委一行由副秘书长施之海带队，同行的还有发展规划司司长陈亚军、基础产业司司长罗国三等。

早在去年7月，就有民主党派曾对规划建设向西向南开放的战略通道进行过深入调研。

“我们都非常支持这个建议。”全国人大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副院长罗霞参加了当晚的讨论。她坦言，很多代表委员也在讨论这一话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

事实上，对此成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基础。早在商周时代就开辟了“滇缅道”，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范锐平说，在国家战略全局和世界城市体系中谋篇布局成都发展，要立足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起点、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节点的定位，加快推进战略通道建设。

城叔获悉，在当日下午审议时，范锐平建议，围绕中国—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加快蓉昆高铁、中泰铁路等建设，打通泛亚铁路战略通道，复兴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围绕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尽快启动成库铁路成都至格尔木段，连接库尔勒至伊宁铁路，形成我国第二条西向国际开放大通道，复兴古丝绸之路楼兰古道，从根本上解决海上通道强、陆上通道弱的局面，为国家构建地缘政治新格局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提供战略支撑。

“面向欧洲，西部地区就是开放的前沿。通道建成，将使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有了战略支撑”“战略通道有利于乌蒙山、大凉山等深度贫困地区尽快脱贫”“以成都为起点往内地延伸，将与东亚、南亚在产业、市场等方面形成优势互补”……

当晚，与国家发改委同志们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有四川代表团的罗强、范波、王波等代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讨论热烈。

与会代表们认为，如果加快规划建设向西向南两条铁路战略通道，将与成都即将形成的“一市两场”航空枢纽格局，共同承载起成都作为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功能和使命。

代表们希望，能够尽快启动成都建设国家门户枢纽城市战略研究，并将向西向南开放战略通道的有关铁路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中期调整评估。

对此，国家发改委表示，将收集汇总当晚大家讨论的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加强沟通。

底气何来

很多人和城叔一样，未免要问：成都凭什么？

事实上，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成都为起点建设向西向南开放战略通道，有的不只是历史基础，更多是现实条件。

从大势而言，新的开放格局在中国已然铺开。去年，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挂牌，这场国家试验正式延伸至内陆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行，更让西部城市史无前例跃升至开放前沿。多重机遇叠加所在，正是——成都。

从自身来讲，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之下，成都不负所望——2017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3941.8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的对外开放已实现提档升级——不仅是引进的内容从项目向平台转变，态度从注入式向浸润式靠近，其最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送审稿）当中，更将“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列入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

“面对新的开放需求，城市实际上是被拉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对城叔说，“成都应是西部开放的领头羊，也理应探索自己的开放路径。”

开放提质

阮宗泽说得很有道理。按照城叔的观察，成都也的确在探索自己的开放路径。

近日，成都高新区与以色列BP&C集团、四川众生集团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成都高新区与以色列海法生命科技园同步建立成都-以色列科技创新中心被提上日程。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成都“内陆开放”的再次提升——不仅仅是商品和企业，带有“成都”印记的平台迈上国际舞台，这意味着更多向成都倾斜的合作契机。

“内陆开放”，近年来出现频率空前密集。去年中国提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后，这种机遇上升到最高程度。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进入‘升级版’。”阮宗泽对城叔说，“开放的本质是打破物理阻碍，加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内陆和沿海城市都有机遇。”

阮宗泽更强调的是，这种机遇在国内外经济转型升级下的更多能量。“内陆开放不应是内陆对沿海地区开放的模仿版，它需要有自己的特色，还需要做出对沿海开放的补充。在经济转型要求下，沿海与内陆站上了同一起跑线。”

近身推介

开放的另一面是，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对于内陆城市而言，开放程度能有多大，常常与其改革的推进力度密切相关。

柯大卫是成都双流创新创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部长。2017年，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成都国有平台公司的招聘信息，“不限国籍，只看能力”。那时他已是欧洲商会的秘书长，却仍然从家乡匈牙利来到成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

“在匈牙利，国有企业或者政府为外籍人士提供工作机会是很少见的。”柯大卫向城叔直言。这些外籍雇员的存在正是成都改革和开放程度的有力证明。

而当成都以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全新身份亮相国际舞台之时，需要迅速实现平等互信的交流。那么，采取怎样的对话方式则尤为关键。

去年8月，作为“川港澳合作周”活动的重头戏，“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专场推介会”、“成都建设国家西部文创中心专场活动”两场活动成为成都向世界推介自己的重要平台。成都更要“拼船出海”，充分借助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

在“川港澳合作周”现场诸多香港嘉宾看来，成都的资源、产业优势已十分明显，正需要这样的活动将成都推广出去，找到其融入和参与塑造国际产业格局的优势。

后发先机

在城叔看来，开放不仅是互联互通。城市的开放，最终仍需回归自身。寻找内外兼修的契合点，城市的开放与发展将最终实现良性循环。

2017年，成都开放发展成绩亮眼——不仅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且利用外资水平在中西部保持领先。在阮宗泽看来，这其实是成都在寻找自身优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效应。他认为，成都应该要做“欧亚大陆枢纽城市”。

他所言非虚。一个例子是，迈入开行的第六年，从成都发出的蓉欧快铁已成为年开行班列数目率先突破千列的中欧班列。这条铁路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使其成为成都又一张国际合作的金字名片——作为站点的所在地，波兰贸易局、巴伐利亚州政府均已确定将在成都设立办事处。

这条铁路，正是成都这个位于欧亚大陆中心位置的“明珠”，有优势、更有能力联通欧亚大陆两侧的明证。

这也得益于成都后发优势的作用。在西南财经大学四川自贸试验区法律政策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霍伟东教授看来，正是由于内陆的经济体量相较沿海发达城市要小，同时一些制度不如沿海成熟，反而“没有那么多的羁绊”，易于进行体制机制改革试验。

根据成都最新修编的城市总体规划（送审稿），2035年，要全面建成泛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成都市远景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建议，在“更全面、更深入、更务实”的新开放观之下，成都将有潜力“把发展动力从虹吸区域转变到建立紧密的地域合作体系和开放的全球链接网络上，从嵌入发展转变到建立强大的内生创新能力上，推动本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从成都城市总规的开放目标，再到范锐平代表的两会建言，其中的逻辑关系已经一目了然了。城叔从中看到了一座城市走向世界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