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第三批自贸区带来的新红利“新”在哪里

每经评论员傅克友 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在即，我国将形成1+3+7的自贸试验区梯度发展新格局，这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有专家表示，新一轮的开放红利将开始密集释放。 所谓新一轮的开放红利，不只意味着自贸区的数量越来越多，开放红利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自贸区带来的开放红利，和以前的开放红利在内涵上已经不再一样。 在某种程度上，以前的开放红利是一种外生的红利。中国打开国门加入WTO，意味着进入了既有的世界贸易体系和产业体系，并通过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利用自身的人力成本等优势，获得源源不断的开放红利。这种情况下，谁先开放谁就获得开放红利；谁越开放也就获得越多的开放红利。这也是沿海经济特区能够以天时地利人和政策优势先富起来的原因。 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不再，这种外生的开放红利也越来越少。新的开放红利在哪里？自贸区应运而生，它不能再指望外生的开放红利，而要更多挖掘内生的开放红利。特别是第三批自贸区蓄势待发，令这种内生红利的特点越来越鲜明。 所谓“内生红利”，首先在于自贸区的开放红利，更多来自内在的改革。也就是说，它不只是开放，更是一种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在改革中走向开放。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自贸区的标杆，它取得的一些成果，也许可以说明这种内生红利的来源。比如，它确立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确立符合国际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确立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确立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现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政府职能转变等。 与以前那种靠优惠政策和政策优势的开放红利截然不同，这里对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越大，新的开放红利就越多。 “内生红利”的第二层含义，在于自贸区的开放，不只是对外的开放，更是对内的开放。 与以前那种沿海发达地区引领向东向南的开放格局不同，自贸区向内陆腹地布局，意味着地方开放型经济的全面开花。第三批自贸区中有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自贸区的设立，很显然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相辅相成。“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意味着内陆腹地走向更加开放的“内生红利”。 与此同时，先行自贸区的经验并不是垄断的，而是共享的，甚至非自贸区也可以对标学习。 比如，成都在四川获批自贸区之前，就加快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目前，由国家部委负责复制推广29项改革事项，成都已完成27项。成都自身在市场监管、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经验，也在成都全域复制推广，并可以力争上升为全国经验。这等于在开放中学习，在学习中开放。内生红利就来自于这样的相互学习机制。 “内生红利”的第三层含义，在于自贸区的对外开放是双向的开放，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走出去，就意味着内生的开放红利。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无疑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化竞争，去获得一个更大的市场。 按照全国两会上商务部部长钟山透露的数据，2016年我国境外企业实现销售额总计达到1.5万亿美元。但这还远远不够。 自贸区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能够为海外投资并购提供种种便利化政策和便利化途径。中国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第三批自贸区的挂牌，无疑将大大推进这样的进程。 “内生红利”的第四层含义，在于自贸区的贸易开放更多的是服务贸易的开放，而不是货物贸易的开放。 货物贸易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来料加工，产业结构初级，附加值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而服务贸易则是方向。拿2015年来说，中国商品贸易接近四万亿美元，中方顺差就有六千亿美元。而我们的服务贸易只有七千亿美元，而且，跟我国大量的商品贸易盈余不同，服务贸易还连年赤字。 自贸区的红利，意味着服务贸易的增加，附加值的提升，当然是新的开放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