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政策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是2017年主要风险

2月20日消息，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8次季度报告会上表示，2017年的世界经济，一是基本面低迷，二是特朗普新政产生一系列对基本面的冲击，市场情绪开始发生变化。但也出现了拐点，包括利率拐点，也包括宏观政策拐点、政治格局拐点。他认为，政策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是2017年主要的风险，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是必然的。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着宏观外部环境，是一个低位的均衡状态。不是危机，但它很低。我称之为低增长，所以如果往前看的话，称之为低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利率，低投资，低贸易，低资本流动，低油价”。朱民说。

对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朱民认为，理解危机很重要，“因为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危机把全球GDP的水平硬给压到了一个低的水平，这就是形成今天全球经济低位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是危机，但把整个水平压下来了，理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危机，对整个资源的再配置，对生产力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朱民表示，危机以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跌非常快。2015年到2020年，新兴国家继续下降，发达国家仍然在低位，全球的潜在投资的增长速度在放慢，整个投资在下降。因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也在下降。“危机对全球经济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压到了低的水平面，第二个是动态方面把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这是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但是，特朗普的上台，增加了一个变数。“其实他主要的影响，是改变了关于经济走势的故事，这个很重要”。朱民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整体目标是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国内投资，提升出口，增加就业和工资，提升长期竞争力，达到年度经济增长3.5%到4%。

朱民表示，虽然特朗普说的有道理，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野心”，“这个政策好，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了很多事，其实也反映了美国的实际需要，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做，这是第一个问题。他没有细节，他没有团队。第二个，他所有的政策要做的话，组合政策的协调一致是非常困难的，技术上不是那么容易。政府上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他认为，虽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已经引起了市场的反映，改变了市场的预期。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市场在特朗普以前一直对美联储的利息预期在比较低的水平，一直认为美联储不会强劲加息。这很重要，因为市场的预期利率水平决定了全球资产配置的基准率。在特朗普之前，美联储一直说加息，从2015年加了一次，一直不动，一直是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向市场的预期靠拢。在特朗普之后，现在市场的预期可能向美联储的曲线靠拢。这根曲线变化，整个市场就全部变了。这个差距我们就称之为风险溢价”。

市场预期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美元走向，“八十年代美元走强是第一个高峰，九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峰，现在是第三个高峰。从特朗普当选到现在美元走强已经7.2个百分点，现在还没有回落，会继续走强，这是因为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政策加起来，一定会推动美元走强”。

朱民总结了2017年面临的几大拐点：

首先是货币政策的背离。美国利率开始走强，日本零利率，欧洲是负利率，货币政策汇率的变化继续分化。与此同时，美元走强，英镑在跌，日元在跌，包括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等货币都在下跌，货币政策的波动不可避免，是今年乃至未来一两年主要的波动。

更有趣的是第二个拐点，利率水平变化的拐点。利率水平开始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特朗普之前所有的讨论是利率为零能维持多久，特朗普之后所有的讨论是利率会上升到什么水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含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

与此同时，美国十年期的债权，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逐渐下跌，今年开始跌到1%以下，特朗普上台以后上升到2.2%左右。通货膨胀的水平开始激增，通货紧缩开始向通货膨胀发展，因为财政政策的赤字作用。

“很多人一见面就问我，今年美联储会加几次息，两次还是三次？我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已经进入加息的上升通道，利率只会往上走，不会往下走，这决定了所有债券市场的价格，这个最关键”，朱民说。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在一个很恶化的阶段，中等收入的占整个收入的比重急剧下跌，收入分配的影响最终促使民粹主义急剧上升。整个社会的政治格局变了。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国内政治变成一个主要的政治不确定因素，进一步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拐点。

最后，朱民的结论是，2017年全球经济运行是低位的。美国经济金融走势是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政策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是2017年主要的风险，金融市场波动加大，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