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未来10年：票房到800亿，也就碰到天花板了

每经编辑 每经影视记者 丁舟洋 每经编辑 陈俊杰    

每经影视记者 丁舟洋 每经编辑 陈俊杰

随着各路资本蜂拥而入，仿佛一夜之间，电影产业变得炙手可热。当2015年、2016年春节档，一个个单片票房神话被缔造的时候，电影已变成了冒险家和资本玩家的猎场。

又仿佛是一夜之间，中国电影高达30%~40%的年增长率戛然而止。2016年的“高开低走”让所有人始料不及，从最早的票房“冲击600亿”，到后来的“比去年高就行”。潮来潮去，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与此同时，视角从银幕转向“屏幕”，从电影院转向客厅。“互联网+电影”催生出的新生事物如“网络大电影”，同样也是声画与故事的产物，但在仅仅两三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分化走向洗牌。

中国电影产业何去何从？蹒跚起步就备受争议的“网络大电影”会迎来新生吗？大浪淘尽，谁主沉浮？

我们不会无病呻吟，但更不想被一味报喜不报忧的言论冲昏头脑。且让我们拨开迷雾看未来，用客观、冷静和科学的态度来看电影市场。

“2016年总票房达到600亿元！2020年达到1000亿元！”2016年初电影业内的这些豪情壮志犹在耳畔。

“他们是乐观派，但他们的这种预言，我真看不到。”从业20多年的原新影联副总经理、资深电影人高军忧心忡忡地说。

在高军看来，过去10多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增长达30%的高速已一去不复返。未来10年，中国电影市场将以平均6%的增幅继续增长，2026年达800亿元，也就碰到天花板了，“增长是总趋势，回调是大前提。”

外延式增长“红利”用尽

过去10多年来，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增长都在30%左右，这是因为过去起点太低。而眼下，中国电影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票仓”、银幕数位居全球第一。新的起跑线上，外延式增长的“红利”已然用尽了。

坐过“冷板凳”的中国电影人们，都曾记得1999年~2000年时中国电影市场跌入谷底，年票房只有区区数亿元，人均年电影消费才1元钱的“苦日子”。

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后，用了13年的时间，中国电影在2015年达到440亿元总票房。尤其在2013~ 2015年的井喷期，中国电影市场连续3年以40%左右的势头增长。这3年是高歌猛进的3年，但也是埋下诸多隐忧的3年。

回顾2015年的高增长，王健林在2016年12月时公开表示，“很多片子都是注水的，还有票房补贴的原因。所以2016年455亿元的票房，才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真相。”

所谓“泡沫被戳穿”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3月《叶问3》票房+金融“花式造假”骗局的败露，中国电影市场高增长下的沉疴泛起。而接下来的“票补退潮”，也使得2016年票房增速骤降，甚至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

“2015年和2016年第一季度，电商平台烧钱补贴电影票的行为，可谓登峰造极，2015年有50亿元票补。”高军表示，“电商为什么做着做着（票补）不做了？因为它们形成了对电影销售的垄断，微票儿、淘票票、猫眼，三家电商已经垄断了80%的电影售票，影院和院线的售票变成其附属。电商平台已经拿到了中国电影的排片权、场次排定权、定价权，相当于发行权变到他们手里。这样，他们就没必要票补了。”

此外，国内影院的经营也出现了难度。2016年底，我国银幕数已达到40000块，与之对应的是影院利益的摊薄。据资深院线人士介绍，2016年电影院平均每一场放映电影获得的票房，已下降到600元左右。

“过去10多年来，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增长都在30%左右，这是因为过去起点太低。”多位业内人士对每经影视（微信ID：meijingyingshi）记者分析，而眼下，中国电影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票仓”、银幕数位居全球第一。新的起跑线上，外延式增长的“红利”已然用尽了。

内生式增长是当务之急

为了将观众留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路径。未来我们总体影片数量减少都没关系，只要有质量保障的电影，数量的增多代替不了质量。

“如果一夜之间，40000张银幕门可罗雀、荒凉凋敝，这幅图景我们想都不敢想。”在2016年10月的长春电影节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说，“为了将观众留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路径。”

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生式”增长，才是中国电影的当务之急。在引进片和中外合拍大片数额有限的情况下，放眼2016年的国产影片，整体质量不容乐观。尤其是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组合下的所谓“现象级IP电影”，更是让观众产生了“又是不好好讲故事，为了来圈钱”的条件反射。

2016年，《封神传奇》《爵迹》等“现象级IP电影”，口碑到票房的双双失败就是最典型的前车之鉴。“IP和大数据的神话宣告破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对每经影视记者表示。

在知名编剧汪海林看来，中国电影市场“视觉奇观”的红利也已经用尽，大IP从未彻底征服电影市场。而2016年又处于明显颓势，下一步希望是内容上的升级。

“开发一个项目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国产电影的底子本来就薄，我们却只花1年或者花半年的时间做一个剧本就去拍了，怎么可能好？”卓然影业CEO张进说。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资本前赴后继的进入，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新影视公司宣布成立。资深电影发行人吴鹤沪告诉记者，中国电影年产量已经达到600多部，但大概只有300多部能上院线，而能盈利的只有两成，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更是寥寥。“未来我们总体影片数量减少都没关系，只要有质量保障的电影。数量的增多代替不了质量。”

总结起来，影评人谭飞对中国电影的寄语是：“抓质量、减生产、广积粮、缓称王。”

“很多人对‘拐点’这个词特别敏感。我不说拐点不拐点的，中国电影产业‘回归’和‘回调’，我觉得这两个词就特别好。”在谈到中国电影产业未来趋势时，高军这样说到。

800亿元票房就会饱和

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潜力仍非常大，但已没有野蛮增长的可能性。2017年是一个调整期，优胜劣汰会非常明显，好片一定会有人看，烂片即便砸再多的钱也都会亏。中国电影要从改善质量、改善品质上下工夫了。

根据高军的分析，中国电影市场未来10年将以平均6%的票房增幅增长，到2026年到达800亿元就饱和了，再增长已是微乎其微。

“这是由中国电影观众的体量决定的。”高军进一步表示，“中国人口有13亿人不假，但城镇常住人口只有7.7亿，观影人口大约3亿左右。中国观影人口，平均每年每人消费270元，才能到800亿元。不能让‘老少边穷地区’都成为你的电影观众吧？而且1950、1960年代的人，有几个看电影？这有点像中国足球，人说，中国13亿人为什么弄不出好足球队？是有13亿人，但你足球人口就300万。巴西则是只有6000万人，但足球人口有3000万。”

从450多亿元到800亿元，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潜力仍非常大，但已然没有野蛮增长的可能性。“要从改善质量、改善品质上下工夫，该练内功。创作者们应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入手；电影公司们要走向专业化运作，别再讲IP故事、金融故事了。”高军说。

对于摆在眼前的2017年，“焦灼”的情绪在电影人们心中弥漫。

“2017年就是调整期。如果说细一点，就是优胜劣汰会非常明显——2017年的电影行业要开始‘死人’了，好的片子一定会有人看，烂片即便砸再多的钱都会亏。”张进说。

张进认为，也不排除小公司出现“爆款”，如果这样的情况特别多的话，可能会把市场给顶起来，大体量的影片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好。“由于2015年做了很多短平快的项目，2016年这些短平快项目集中上映表现很差，把市场的信息都拉下来了，很多大公司在2016年下半年、年底预计要上的片子全部改档。对于项目公司来说，其实特别难受。”

“质量和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产业实力的硬指标，这两个指标，2017年不会有明显变化。”石川认为，稳中求进，是2017年的方向。“质量平平的电影、差片肯定会占主流。但也会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小制作的偏文艺的电影，去年这种小片很多。”

保底发行会有新模式

“完片担保”这项专业性极强的保险服务堪称影视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完片担保虽然不能保证一部影片的盈利能力，但能担保一部影片在预算内完成。

虽然中国电影市场的增速放缓，但影视文化产业仍是前景广阔的大方向。

“电影行业，我们长期看好。”是每经影视记者采访多家影视投资公司得到的答案。人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不会减，资本对电影就仍有热情，只是热情高低程度的问题。

2015年和2016年第一季度赚了大钱的“保底发行”，在2016年一季度以后却几乎全军覆没。

“因为《美人鱼》这一部电影的成功，一招鲜，就让和和影业屹立潮头，后来又有了阿里影业的投资。这对新公司来说诱惑太大了。”一家大型影视文化创投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2017年针对保底发行，新公司还是跃跃欲试。”

保底发行模式本身是好的，但2016年在中国电影市场发生的“《叶问3》票房造假事件”，把保底发行玩变味儿了。张进认为，保底发行会进步到一种新模式，“可能是设一个基础相对安全的票房数字，在此之前设几条更细化的票房线，到达每条票房线后，对应的收益分配也不一样。这对双方来讲是一个公平的契约。‘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约定，说大家来赌呗，过了5亿元全是我的。’这不是疯了吗，制片过程中本就那么大的风险。”

2016年底上映的《长城》，口碑引发了极大争议。但从规范的电影工业制片体系角度来看，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长城》提供了“完片担保”制度的示范。

在欧美电影金融体系中，“完片担保”这项专业性极强的保险服务堪称影视投资者的一颗“定心丸”，完片担保虽然不能保证一部影片的盈利能力，但能担保一部影片在预算内完成。如果影片无法按期完成，完片担保公司将按承诺的保额赔偿给投资人。

“当然‘完片担保’这不是一般的小投资电影能玩的，都必须是从大制作开始。随着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中国电影慢慢会接受这种完片担保制度。因为这是一个先进的制度。”石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