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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风度

每日经济新闻 2016-05-26 01:26:00

2010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钱钟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采访结束后,我和同事王越有幸在杨绛先生的寓所拜见了她。我走出杨宅,天已经黑透。因为职业关系,我见过许多美丽的女演员、英俊的男明星以及魅力十足的大导演等,但唯有一面之缘的杨先生才称得上光芒万丈。这位百岁老太太,真是美丽得不得了。她站在我面前,只花了十分钟就让人觉得,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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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特约记者 潘媛

2010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钱钟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采访结束后,我和同事王越有幸在杨绛先生的寓所拜见了她。

下午4点以后是杨先生的见客时间。在研讨会上认识的郑士生老先生很好心,他甚至给出具体的地址,南沙沟几号小楼,几层。此前,所有的询问都被模糊地回复:最好不要去打搅杨先生。

一看时间,才4点一刻。心动了一下,一分钟之内下了决心,于是一路地铁出租车地狂奔。

据说钱杨二位最爱清华园那些草坡上一片片盛开的紫白色小花。钱先生去的时候,杨先生在他胸前放了一朵紫色的勿忘我,和一朵白色的玫瑰。她跟几个至亲一起三鞠躬,静悄悄送走了钱钟书。

我立刻矫情地想,路上应该买一支紫色的勿忘我,和一朵白色的玫瑰。出租车司机不太认识路,我们一路找过去,焦急中天色轰然坍塌,转瞬即黑,等到下车后,已经错过了好几个花店。

大院门口有武警,跟着一位老伯我们迅速溜了进去。这里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是一个颇神秘的小区。清一色三层高的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

我们来到了杨绛的楼下,先让自己静了静,然后摁了单元门铃。对讲机里传出50来岁的中年妇女的声音。“我是从成都来,参加今天钱先生的研讨会的。周大姐跟我提到您,我想来看看您。”吴阿姨愣了:我有啥好看的?当时,我头脑一热鼓起勇气说:当然,也想见见杨先生。

杨先生的保姆吴阿姨,在钱先生去世之前就已经到了钱家,一待就是20年。据说,杨绛还曾亲自担任吴阿姨女儿的英文老师——中国没有几个孩子能有这样的福分。

吴阿姨踌躇:我们要吃晚饭了呀。我说:那没关系,我们明天早点来,可以吗?阿姨说,我去问问杨先生。一阵沉默后,咔嗒,单元门开了。

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三楼,打开铁门。门后面一条甬道,是老式公寓的玄关。玄关左侧有门,有灯光,杨先生出现了。她走到那个有灯光的门口,微笑着,冲我们摆手。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小老太太,身高不足一米五,皮肤雪白,眼神清澈,嘴唇极薄,已经不是红润的颜色,跟皮肤的颜色接近。尤其让我惊讶的是她的头发,长了一百年,居然还那么多,那么蓬松。

杨先生仿佛很高兴,她冲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真是两个聪明孩子。然后她侧过身,让我们先进客厅。杨先生在靠窗的一张单人沙发侧坐下来,示意我们坐在客厅正中央的双人沙发上。浅色的沙发,非常旧。

她穿一件深蓝色家常的手织毛衣,房间里开了暖气但不燥热。我看着擦得很亮的水泥地,眼珠不敢乱转。王越后来跟我描述:屋子里放着一份《文汇报》,有一台显得很新的电视机,书柜顶层放着钱先生跟钱瑗的照片。

空气里没有晚饭的味道,而是弥漫着香水百合香味。我猜已经有研讨会上的与会者来看望过她了。我开始为自己空手而来感到释怀。

杨先生先开口提问:今天的研讨会怎么样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语调清晰,语速较慢但毫不含混。

我说了陆所长关于钱钟书照片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跟她重复,尤其是那句“推磨驴”。(陆所长的发言: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特别准备了这张照片,在钱先生不无期许,而又充满温和的嘲讽的目光下,说出一些让钱先生感到既痛又痒的话来,相信这是纪念他最好的办法。这样,他就会把我们引为同道,然后带着他典型的钱氏微笑来到我们中间,打开话题,侃侃而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化为一只推磨的驴,来到我们中间,嘶叫两三声。)

杨先生听力不好,我说一句,吴阿姨在她耳边重复一遍。杨先生反应很快,听到以后,呵呵一乐。她指着家里一张钱先生的照片:是不是这张?我们说不是。然后又告诉她:朱虹也发言了。

吴阿姨对杨先生说:“你们原来所里那个朱虹也发言了!”杨先生很高兴。朱虹在研讨会上举手发言:“我只插一句话,今天我来,看到钱先生的照片,我就在想,这真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杨先生听了吴阿姨的转述,捂了嘴,有点害羞地笑了。

黄克诚大将军的女儿黄梅是钱家在南沙沟的老邻居。她回忆说,钱先生去世的最后几年里,已经不大出门,黄梅断断续续去看望杨绛,跟她聊聊家常。

杨先生讲究待客之礼,即便是晚辈,也每每要喊钱先生出来。钱钟书应一声,慢慢踱进客厅。(杨绛是上海女人,一生说话都是细声软气,她唤“钟书,钟书”,不管多小声,钱钟书都能立时听到。)

她用同样细声软气的声音问我:“还有谁发言了?”我又说了几个名字,然后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了翻。哪知道杨先生见了,把本子讨过去,戴上眼镜,仔细研究。无奈我的字太丑,又潦草,她最终只能放弃。

我问杨先生精神可好。她答:我每天都做功课呢,从早做到晚。说完,她翘起右手的小手指给我们看,她刚练完字,手指上沾满了墨迹。她微微地笑,接受我们的啧啧惊叹。

杨先生又问我们从哪里来。听说王越在北师大读过书,她主动问:你知道钱瑗吗?(我们曾讨论过要不要提钱瑗,怕她伤心)他们聊起了北师大的小红楼,杨先生说,他们一家三口曾在那里“逃过难”。她甚至还记得钱先生的司机陶殿清。小陶,她说。

又随便聊了几句家常,杨先生站了起来。她说:“好啦……”后面的话没说,是送客的意思。我们赶紧站起来。杨先生仍然带着笑。“谢谢你们来看我。”我大声说:“祝您长命百岁……”幸好把“百岁”两个字咽了下去,那一瞬间我实在忘记了杨先生当时已经百岁高龄。

她没有在乎的样子,神情愉快地结束了这段生活中意外的小插曲,送我们到客厅门口。

客厅对着一个小饭厅,杨先生准备要吃晚饭。她每晚能喝一碗粥。白天吃一点面条跟点心。据说她拥有老人家极其罕见的睡眠,每天早上能睡到九、十点,是内心不存一丝腌臜、半点纠结之人。

我走出杨宅,天已经黑透。因为职业关系,我见过许多美丽的女演员、英俊的男明星以及魅力十足的大导演等,但唯有一面之缘的杨先生才称得上光芒万丈。这位百岁老太太,真是美丽得不得了。她站在我面前,只花了十分钟就让人觉得,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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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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