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绛、钱钟书一家几十年的来往

◎李国强（香港原《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

惊悉杨绛女士5月25日凌晨逝世，想起几十年来与钱钟书先生、杨绛女士及其女儿钱瑗女士往来的岁月，禁不住涌起阵阵伤感。

我与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1980年7月。当年夏天，我到北京三里河拜访钱钟书先生，受到钱氏夫妇热情接待。钱先生问我在香港出书的情况，我表示最快七天就可以出版并发行到各地。他和杨绛感到很惊奇，因为那时内地出书慢，各种手续很多，一本书的出版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1981年2月中旬，我收到了杨绛女士的信，她说自己有一本小书，定名《干校六记》，约有三万字，并有钱钟书先生所写的“小引”，很想在《广角镜》发表，并希望成为一本册子出版，听说我们的出版社出书很快，又有自己书局和发行渠道，不知要不要先看看？我当即回信，你们是大名家，不用再看了，请尽快寄给我。

不久，她来信告知《干校六记》手稿将在2月底托北京朋友到香港来给我，关于版面、纸张、字体方面，她自谦完全外行，由于只有三万多字，建议字体大些，使书不致太薄太小，她说没有任何特别要求，听任我的安排和处理。她又表示稿上写的是繁体字横写，照这样排就可以了。封面希望素一些，用钱钟书题写的横签。1981年3月5日，杨绛又写给我一封信，再一次建议有关著作安排，书内不要刊登她的照片，也不要插图，封面设计要素净些，不必给她过目。至于开本、纸张等完全由我作主。当时她完全没估算到，该书出版后发行之广，影响之大，并有多国译本跟着面世。

我收到稿件后立即赶紧编校，七天后《干校六记》即在1981年《广角镜》四月号刊出，几日后，就再印制成书籍，发行到世界各地。这书在香港出版后，各地读者迅即给予热烈评价。《干校六记》在香港先后三次再版，并被香港电台评为当年“十大好书”。香港《信报》的戴天专栏连续多日写文评论，作出高度评价。马尼拉《世界日报》从1981年创刊日开始，便连续多日转载《干校六记》进行推介……

北京三联书店也非常想出版《干校六记》。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范用跟我是好朋友，他也来索取此稿，准备在内地印单行本。杨绛问我意见，我一口答应，认为可无条件给予刊出，也不需他付版权费。但杨绛随即又担心《干校六记》在内地出版会出现盗版，我回答不用担心。

我当时跟香港中文大学比较熟悉，那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大一国文教材》，就是由我负责的书局出版。《干校六记》出版后一个月，当时中大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主任宋泣找我，说很想把《干校六记》中英文对照成书出版，英译本请美国人葛浩文教授翻译，葛浩文曾翻译过萧红的《呼兰河传》。我表示同意，征求杨绛意见，她也表示赞同。

1981年7月14日，杨绛写信告诉我，日本学者中岛碧也想把《干校六记》译为日文，在东京发行，她的丈夫中岛长文就是日文版《围城》的翻译者。其后，该书分别被译成多国版本，流传中外，相信一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我感觉在性格上，相比钱钟书、钱瑗父女，杨绛显得处事更为周到细腻，观人于微，在她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她刻画入微的细致功力。另外，香港每有风灾或出门有交通阻滞，她和钟书先生都会写信给我表达牵挂。

1998年7月3日，我父亲以83岁高龄去世，钟书先生当时已经重病卧院一段时间。他和杨绛女士还亲笔来信吊唁，杨绛女士后来告诉我，这封写于1998年7月11日的信，是钱钟书先生在世时最后一封用墨笔所写的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