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小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唤醒沉睡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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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冯彪

农民进城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看来，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讲，单纯依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绩效正在下降，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提升劳动力素质和优化劳动力配置。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55%，超过一半的人口进城居住或工作，但是我国户籍城镇化率在2013年前后仅有35.9%，这意味着有2.5亿人进城但未能真正“安家”，没有城市户口就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福利保障。在户籍改革专家看来，当前的户籍分割正对经济发展造成“供给抑制”。

屈小博告诉《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加快户籍改革能够释放制度红利，带来GDP收益。那么，户籍改革将为中国经济释放哪些红利，当前又面临哪些挑战，专家对改革有哪些政策建议？记者带着上述问题专访了屈小博。

户籍改革带来GDP净收益

NBD：今年，供给侧改革成为讨论的焦点，户籍制度改革对形成新供给有何意义？

屈小博：我认为，供给侧改革需改变原来通过单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通过全要素生率的提升来带动经济增长。以劳动力要素为例，原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带去了经济效率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份额已由改革开放头20年的每年20%~25%下降到目前的每年约10%。我国要保持经济增长，就必须发掘新的增长源泉。户籍人口城镇化能让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

NBD：具体来看，户籍改革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哪些红利？

屈小博：我认为深化户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部分城市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成本上升的迹象。户籍改革能够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城，这能扩大劳动力规模。二是能够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三是从需求角度看，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有利于消费增加，特别是住房、家电等消费。总的来看，如果按2020年实现60%的城镇化率来计算，户籍改革每年可以带来近2个百分点的GDP净收益。

NBD：我国户籍改革现状如何？

屈小博：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左右。表明农民进城的愿望和潜力是很大的。但是户籍改革并没有跟上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还比较大。201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35%左右，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5%。到2013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4.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9%，相差了18.8%。数据显示，目前2.5亿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却没有户口。这表明一些城市可能很欢迎青壮年、高素质劳动力进入，但是又不愿负担户籍成本。

户籍价值高的城市改革成本支出大

NBD：户籍改革成本如何，阻力有哪些？

屈小博：我认为最大的阻力就是地方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愿望并不强烈。我们根据2010年的数据估算，一个农民转变为城市市民，第一年政府为他提供社保、教育等服务的平均支出为2211.4元，应该说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并且我国户籍价值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他们支出的成本占到全国的70%。户籍改革的红利具有正外部性特征，是对整个经济体有利的，但是成本则由地方政府负担，会影响改革积极性。

此外，我国户籍改革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地方推动进度不同步，先改革和力度大的城市会吸引更多人口流入，该城市的压力就会突然增加。此外，不同规模城市的福利水平差别大，有些已经获得中小城市户籍的居民依然希望获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籍，大城市的压力比较大。

NBD：国务院发布了居住证制度，您认为这对户籍改革有何作用？

屈小博：居住证制度的核心在于落实居住证所附带的福利，关键是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和公共服务体系，使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最终消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住证制度，使居住证基本可以替代户口，准确地将公共服务与基本福利覆盖流动人口，意味着户籍改革目标的实现。

NBD：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曾表示地方户籍改革将和建设用地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挂钩，这对户籍改革意味着什么？您对改革有何建议？

屈小博：户籍改革关键在于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现在改革的收益是巨大的，但是红利分配并不均等，各地的负担也不相同。我认为，在目前财税体制下，可由中央政府多承担责任和成本。中央如果对户籍改革力度大的城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能够降低这些城市的改革成本，提高改革积极性。此外，我认为中央应该制定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全国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