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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浩明:堵上场外配资的旁边之道关键是打开正门

证券时报 2015-07-27 10:00:33

要真正堵上场外配资的旁边之道,关键是打开正门,要让正规的融资融券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成为信用交易的主流。

(作者:桂浩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市场研究总监)

从年初证监会叫停券商代销伞型信托到恒生电子公告停止HOMS系统服务,尽管时间前后不过半年,但对于场外配资业务来说,几乎就是走过了从野蛮生长到烟消云散的过程。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股市大盘从暴涨到暴跌,以及一批高杠杆操作者从一夜暴富变为血本无归。

现实很残酷,但也因为这样,人们需要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以避免重蹈覆辙。特别是在“国家队”进场“维稳”以后,场外配资作为股市的一个风险源,其影响力(严格来说是破坏性)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式,而所留下的教训则更应该为各界所记取。

其实,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场外配资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可以说自有股市以来就存在了。典型如早期的券商通过挪用保证金向少数客户提供借贷资金,供其进行“透资”交易(由于其资金来源及提供资金的方式均不属于券商的正常业务,因此尽管表面上操作是在场内进行的,但是其本质还是属于场外配资)。后来实行了第三方监管,保证金不能挪用了,就出现外部机构,借款人与券商合作开展的“三方监管”模式,即外部机构提供资金,通过券商借贷给投资人,并且由券商提供带有保底保息内容的监管服务。事实上,现在形形色色的场外配资,其基本格局都是发端于此,只是做得更加精细了,并且增加了后台的信息化处理。应该说,场外配资从来就为管理层所不容,第一版的《证券法》就是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信用交易。因此,历史上也进行过无数次清理违规资金入市的活动,而每次股市的下跌,又几乎都与此类活动有关。而经常为人们所提及的股市“年终效应”,即临近过年所出现的抛盘增加,走势偏弱局面,实际上就是与场外配资此时需要归位以应付期末审计有关。

场外配资之所以屡禁不绝,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因为股市波动大,存在短时间内获取暴利的可能性,这样也就驱使一部分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对于融资炒股有着强烈的需求。经济理论告诉人们,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形成供应。当然,处于地下状态的场外配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规模还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在那时,打击场外配资,会终结一轮上涨行情,但没有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应该说,管理层也是意识到人们对于融资交易的需求具有某种合理性,不能一概禁止,而在股市中发挥资金杠杆的作用,也是国际上提高金融效率的通常做法。因此后来就推动了对《证券法》相关内容的修改,废除了股票交易必须“银货两讫”的规定,并且在不久以后搞起了正规的融资融券业务。很多人可能会提这样的问题:既然有了依法合规的融资融券,那么为什么场外配资依然得以生存并且爆发性发展呢?原因在于融资融券的限制性规定比较多,而且数量上也往往不能充分满足客户的需要,因此虽然其发展很快,但还是留下了供场外配资运行的空间。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说管理层对于融资融券的情况基本能够掌控,并且有能力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调控,那么对于场外配资则基本是鞭长莫及的。可怕的还在于,尽管微观上场外配资也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手段,但是因为各自为政,在宏观上是无法协调的,股市上涨越多其强度也就越大,完全失去了信用交易作为逆周期调控手段的功能,相反变成了正反馈的放大器。因此一旦遇到管理层以强硬手段予以取缔时,立即就出现“踩踏”现象。如果场外配资达到一定规模的话,那么此时就不只是令上涨行情掉头,而是可能引发股市雪崩,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

显然,缺乏规范,并且游离于统一监管之外的场外配资是需要打击的,不这样做,市场的稳定发展就没有保证。但是反过来,不能因此而否定信用交易。进一步说,对场外配资的一些特点也应该研究,其中一些高效的管理手段也可以为融资融券所借鉴。此外,适当扩大融资融券的规模,降低乃至取消一些并没有实质意义的限制性规定,为客户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文章可做。总之,要真正堵上场外配资的旁边之道,关键是打开正门,要让正规的融资融券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成为信用交易的主流。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金融风险可控;另一方面股市中资金杠杆的正面作用能够得到正常的发挥,金融效率也将因此而提高,这对于投资者,以及整个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万幸之事。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每经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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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配资 桂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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