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制度是第二生产力

中华文化模式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关系的命题，是林毅夫教授在1993年提出的。此后不断有学者谈，他们谈的都很好。笔者想探讨一下，能不能提一个“生产力的三驾马车”的概念。

第一驾马车，是小平同志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可能会将所有的商业模式都臣服于技术，而在未来的智能机器时代，科技是生产力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二个驾马车是制度，也是第二生产力。在制度中，特别是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公司制。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强调打造法治经济，都是为了依靠制度延续中国经济的奇迹。

而文化是第几呢？作家张贤亮说文化是第二生产力，而笔者则认为文化是第三生产力。笔者认为，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的开篇之作就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认为，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出现的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有重要影响。新教的核心理念，是认为财富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财富是如何获得和如何使用。新教不允许消极无为、空耗时间，认为时间是无价之宝。

就中国文化模式与经济的而言，笔者认为，拿梅花与牡丹譬喻十分恰当，她们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双重性。首先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我国是侧重集体主义的国家。其根源在于治水，我们都是黄河难民的后代。发大水了，大禹就建设民生工程。大禹如此重视民生，又如此有号召力。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而我们的集体主义则高于个人主义。

其次是权利距离，我们对此的容忍比较高。中国人敢不敢冒风险呢？实证研究发现，不只是大陆人，全球的华人都敢于冒风险，而这个风险规避性的指数低的程度跟美国人是一样的。美国人天马行空，中国人也天马行空，这个很难想象。我们的不确定性回避指数尤其低，说明我们敢于冒风险，跟日本人相反，跟美国人相当。而这就是我们的牡丹精神——敢于冒险。

再次，长远导向和短期导向。长远，也与洪水有关。长远导向和短期导向跟日本的文化是类似的。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平时吃苦耐劳。这就是梅花精神——吃苦耐劳。

从中华文化维度的比较优势看，要考虑自己具有什么优势。首先是梅花精神，更侧重于长远，储蓄率高，吃苦耐劳。其次是牡丹精神，不确定性回避，敢于冒险。

梅花精神归于劳动的参与率，牡丹精神归于创业的参与率。为什么提到劳动参与率？从最近的美国经济看，其失业率不断下降，这就在于劳动参与率在下降，而劳动参与率下降导致美国失业率下降，进而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

从2007年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看，各个国家的跨文化比较结果显示，新教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和雇佣率比例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因此文化是第三生产力。

而文化模式也与创业参与率、自雇佣率相关。通过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人群，其创业参与率低。风险偏好小的人群不愿意创业。所以，美国不断有科技创新；中国人呢，人人都是企业家。应该如此，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基因。牡丹精神就是勇于创新。

2014年新增的内资企业数量前所未有。以前每年新增内资企业在50万家左右，而2013年这一数字达到100万，目前这一数字已经暴涨到200万。此外，个体工商户此前呈现下降趋势，而在今年9月份，这一数字则超越了500万。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创业浪潮。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简政放权以及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这激发了市场活力，把人口规模和简政放权在一起，引发了新的第三轮创业浪潮。这将深远的影响中国。

笔者认为，华北平原造就了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梅花精神和牡丹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逐步走向全球；如果能发扬好这种梅花精神与牡丹精神，中国人通过努力，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命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