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新常态下无须担忧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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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GDP增速出现阶段性低点，不免会引发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失速的担忧，尤其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与中国经济再平衡之路也密切相关。结合实际经济运行现状下，中国GDP增速是快是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

GDP增7.3%符合预期

NBD：三季度GDP增速仅为7.3%，是阶段性新低，您怎么看？

牛犁：这符合市场预期，属正常状态。三季度增长放缓主要是由投资放缓与内需相对低迷导致，但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与去年同期相比，对外贸易整体运行状况稳定良好。

当前经济主要结构性矛盾是产能过剩；其次，第二产业GDP占比过高，我国以信息业、服务业、金融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仍处于萌芽阶段，存在着替换难、体制机制调整等问题。

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稳中趋缓的发展态势，每年可以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四季度经济应与三季度持平或略微放缓，整体来看，全年7.5%左右GDP增速完全可以实现。

NBD:目前“新常态”这个词被屡次提及，请说说您的看法。

牛犁：其实，世界经济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个低速增长局面，说不好听点，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总结它新常态的特征，是处于一个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状态。

中国也进入新常态发展过程，经济短期增速，也处于由原来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过渡到新的阶段。所以，从最近连续三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特征看，都是在不断地减速、下行和寻找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今年全年GDP增速能到7.3%就已经很不错，明年可能进一步放慢到7%这样一个水平上来。

三季度工业增速开始了一个下台阶过程，我觉得这跟今年以来政策调整有一定的关系，在上半年的时候，经济预期非常不好，我们希望用微刺激手段去稳定增长速度。到了年中，也就是5~7月份，习总书记提到了“新常态”之后，特别是到了达沃斯论坛的时候，李克强总理也明确强调增长目标是左右，绝不是必须在7.5%以上。

在上述背景下，从政策调子上似乎已经发生了转变，我国将在新常态下促改革。

复合因素致增长放缓

NBD：在您看来，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什么？

牛犁：房地产是个主要原因。根据我们粗略测算，过去五年，房地产投资增长22%左右，每年拉动的GDP是大约1.5个百分点的放量，这是一个初步的结论。那么由去年的19.6%，放慢到11.8%左右的水平。可能它对GDP的贡献要比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对于各行各业，房地产深度调整的影响是不断加大的。

从经济运行实际来看，中国产能过剩化解的周期将相当缓慢，这是一个问题。现在工业品价格指数被反复提及，它的确是个十分重要的信号，PPI已经连续下跌31个月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的PPI也总共下降了31个月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本轮PPI下跌时，CPI仍然能够保持2%以上的温和增长。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目前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是需求，特别是终端需求明显不足的问题，而是我们体制机制改革相对缓慢，深层次结构矛盾显现的问题，这个调整起来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

NBD：财政和金融领域存在哪些问题？

牛犁：现在正是地方政府的还债高峰期，今年经济又减速下行，税收下调幅度比较大，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卖地形势也没有那么好，数据显示，年初地方凭借土地出让获取的收入增长幅度有40%左右，但后几个月有大幅度下降。

金融风险也不能不提，不管是经济减速，还是房地产调整，无论是产能过剩等因素导致的制造业贷款不良风险率的上升，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压力，最后都会落到金融风险上升中。同时，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新常态不缺新动力

NBD：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行区间，并且似乎还在一个探底过程，这难免会引起一些恐慌，您担心么？

牛犁：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不管是从国外的世界经济大环境看，还是观察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情况，经济增长的条件都是有利有弊的，不存在那么强烈能导致中国经济失速的因素。

现在更应该关注的是就业和民生问题。我国全年新增就业目标肯定能够完成，此前总理曾委托专家测算过就业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以此来确定宏观调控中经济增长的下限，当时得出的结论是7.2%，这就能看出领导对经济的容忍度是7.2%。实际上，随着服务业不断发展，我们单位GDP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是在增加的，我认为这个数字大概是6.8%左右。

还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党的十八大确定，我国GDP到2020年实现翻番，这就意味着这十年年均GDP增速是7.2%，已经过去的三年经济增长速度要稍微高一些，这表明后面有6.8%，6.9%左右的增速就够了，未来几年或者说2020年前，我国GDP增速平均水平肯定在7%以上，不要过于悲观。

NBD：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哪里？

牛犁：其实经济增长动力还真不少。住房和汽车需求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饱和。

我们千人汽车保有量是80辆，全球水平是130辆，发达国家的水平是500到600辆。住房的刚需依然很大，城镇化还在快速推进。经济增速虽然在下台阶，但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很快，我国储蓄率本来也不低，这使得涉及民生服务领域的基础设施还存在很大投资空间。

在我看来，当前经济并不需要大调政策，以稳定为好，但需要加快改革节奏，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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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GDP”

每经记者 胡健

三季度经济增速仅为7.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速增长是对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最鲜明的诠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国内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从1978年以来，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达到9.83%，在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居于第二位。

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9个季度在7.4%至7.8%的区间窄幅波动，让萦绕人们心中的“保八”概念逐渐淡化。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探。

那些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共同追逐过GDP高增长，因为这一数字代表财富增加与国力日盛。突然间，我们曾经格外看重且未曾令我们失望过的GDP居然在历史低位逡巡不前，的确令人费解。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下行趋势既是客观形势使然，更是主动战略选择的结果。高层今年频繁提到经济已经进入 “新常态”，“新常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以前下了一个大台阶，超高速增长时期已告一段落，真正进入了经济换档期。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过程。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多数国家增速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进入4%以下的增长时期。

这是由资源和劳动力等经济增长要素优势不断被消耗后，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所决定的，中国自然绕不开这一问题，并且就中国本身而言，已经开始面临资源透支、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严重等棘手问题。

出现这一现状，与GDP本身无关，但与那些年我们只追逐GDP有关。在“唯GDP论”这个指挥棒的挥舞下，很多地方不惜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和经济发展畸形。

广为百姓诟病的“雾霾经济”和“拆迁经济”，便是这些代价的真实写照，这不仅削弱了经济的健康度，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幸福感。

新一届政府已经从经济发展快慢思维中跳出，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改革与结构调整的优先级已经重于增长。经济新常态，本质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随着简政放权、市场开放、价格改革、垄断打破等系列举措的陆续推出，改革效应势必会逐步显现，这将冲抵经济的长期增长压力。

任重而道远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短期GDP增速下调也是改革阵痛的体现。面对经济下滑压力，高层已经多次表示：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正确选择。

当然，再平衡之路既要看长远也需兼顾当下，就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GDP增速降低，蕴含的风险也自然增大，但以就业和民生来衡量，中国经济并无失速之虞，喜欢时不时唱空中国经济的外资投行也在纷纷否定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

中国经济正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相比以前能吸纳更多就业人员，考虑到过去几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约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即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就业市场也会保持相当稳定。

伴随劳动力占GDP比重不断提高，我国仍然有大量的消费潜力亟待释放，与之伴生的是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这一系列的建设将直接拉动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感，也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如无意外，今年将是GDP“七上八下”的第三个年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纯粹的GDP；未来，我们又要追怎样的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