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村支书回应非法集资质疑：1300万不是分红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岳琦 发自冕宁、成都    

土地流转四川样本

作为解决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矛盾的必经之路，土地流转被称做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村落，一次次自下而上的探索与变革成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注脚。

2014年1月14日，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建设村农旺合作社的1300万元现金“分红”被媒体热炒，这让公众对土地流转下的农村经济产生诸多遐想，也让建设村及村里的带头人站在了风口浪尖，随之而来的质疑与争议甚至让村里人惊慌失措。

2014年1月下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深入冕宁县建设村，采访该村带头人及诸多村民，并从冕宁县多地及多个政府部门核实，试图将建设村千万“分红”背后的土地流转经营学清晰还原。而记者也发现，建设村土地流转与合作社的运营模式亦存在诸多探索与困惑，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每经记者 岳琦 发自冕宁、成都

“我们不是土豪。”高大黝黑的金洪元坐在悍马车里吐出这句话。望着车窗外建设村整齐的别墅和农田，这位村支书不时用手心搓着额头懊恼“不该叫记者来”。

2014年1月14日，四川省冕宁县建设村一夜走红。当一年一度的年终奖时刻到来时，建设村的现金“分红”让太多人羡慕不已。然而，伴随“网友求入赘”、“土豪村”、“最牛年终奖”等调侃，“非法集资”、“圈钱”等质疑也随之而来。

走红后的几天里，建设村村委会异常忙碌。税务、民政、银监等多个当地部门开始询问建设村 “分红”的细节。1月20日，拿着刚刚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建设村村支书、农旺合作社理事长金洪元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建设村土地流转是真，新农村建设是真，农民富裕了也是真。

1300万不是分红

1月17日，建设村村委会主任朱万武正忙于整理一份向冕宁县报送的建设村“分红”构成材料。朱万武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每天来的媒体很多。“这个村成现在这个样子，有正面评价，也有负面的，大家说法不一。”

“走红”后不久，地税部门上门“拜访”。1月21日，冕宁县地税局第一税务所所长杨远华告诉记者，建设村年终分红报道的第二天，他就和有关部门一起去建设村询问分红情况，并要求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是营业利润的分红，应该算做股息红利，需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但农民合作社享受一些免税政策。“合作社盈利分红需不需要纳税是新课题，我们还需要研究请示。”杨远华表示。

网络热传的1300万“分红”被金洪元极力否认，“这并不是分红！”

建设村提供的资料显示，农旺合作社2013年“分红”的1300万元由4部分构成。其中1040亩土地流转租金共156万元，占“分红”的12%。金洪元表示，这部分并不是分红。流转土地按照每亩每年1500元的价格，由承包大户交承包费给合作社，合作社再返还给农民。

此外，农旺合作社分别投资1300万元、1495万元和2925万元给冕宁县建设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沙场及冕宁县洪元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合电站。这3家被投资单位都协议承诺，4年内无论盈亏，每年按照年息20%向农旺合作社支付费用。2013年，这三笔费用共1144万元，也就是外界所称的固定收益分红。

金洪元称，在这5720万元的投资中，合作社吸纳入股的村民自有资金只有3700余万元，其余1900余万元也成为争议焦点之一。金洪元称，该部分资金是他以个人持有的水电站股权作为抵押担保，帮助农户从银行获得贷款，农户利用贷款资金发展产业，赚来的钱再投资入股。

一位村民的入股凭证显示，贷款是用金洪元的长兴电站股权抵押担保，贷款分红年息20%，除去当年银行利息，剩余部分分给农民。这种操作或许也是引来银监部门关注的原因之一。

“我没非法集资，没乱搞其他问题，更没偷税漏税。”对于质疑，金洪元坚决否认，他还认为，“这个钱本身就不是什么分红，是给村民支付应有的费用。”

用社民自有资金投资电站等实业

“分红”大部分并非来源于土地的事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舆论对于建设村是土地流转还是集资圈钱的质疑越来越大，这成为建设村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按照规划设想，就是要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生态旅游村，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金洪元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称，集资发展多元投资也是为了实现土地流转的目标。

在农旺合作社的章程中，有一项特别的条款。其第三条规定，合作社由金洪元、金瓯、金洪成3名大股东以自有入股资金为担保，保证社员的入股资金以年利20%分红。年限为2010年9月至2014年9月，4年以后合作社走入正规化，实行民主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就意味着，在前4年内，入股的村民“稳赚不赔”。

农旺合作社自2010年底成立至2012年初，土地流转只有100多亩，参与的农户仅60多户，建设村农民收入也并没有如今这般光鲜。“初衷仅仅就是养殖种植这么简单，根本没有牵扯土地流转、投资产业。”金洪元说。

实际上，农旺合作社社员加该村两位委员共67人在2012年4月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金洪元作为村支书在会上曾表示，建设村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但产业过于单一，无法实现产业促新村的目标，尤其是合作社的发展没有达到规划要求。

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始，但农民不感兴趣，怎么办？金洪元认为，办法只有让百姓尽快搞一条好路子，即实行大面积土地流转。

问题也随之而来，土地流转之后发展种植业需要几年的培育期，在这期间，农民收益如何保障？金洪元认为，土地流转第一步是让老百姓吃到定心丸，不能单一地种地，要想尽一切办法，合理地把农民闲置的资金用好。不过他承认，在此过程中，专业合作社发生了一定的偏移。

最终2012年初的社员大会形成决议，利用社民自有资金及贷款发展产业的收入资金，投资冕宁县建设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沙场及冕宁县洪元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三合电站，并签署了保证20%年息的协议。金洪元认为，这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述3家单位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霸王条款”式的投资，为农民承担风险，是因为这3家单位都是农旺合作社大股东金洪元、金瓯、金洪成的个人控制资产。不仅如此，建设村出示的投资协议还显示，金洪元等人还需用其他的个人资产作为投资款的抵押。

事实上，据金瓯介绍，其养殖合作社并不是每年都盈利，但3年平均下来，分红之后基本能够保持盈亏平衡。金洪元也承认，三合电站的利润并没有20%那么高，但是每年的分红资金并不受影响，而且村民股权每年都在增值。

农旺合作社将规范化、市场化运作

建设村村民李贤菊加入合作社并入股了电站，她并不知道水电站是哪一个，会不会盈利，但每年的分红都准时发放。

对于入股可能带来的风险，李贤菊和很多村民都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不担心，相信金书记。”大多数村民对于2014年底即将到期的固定收益承诺并不在意，经过三年的“分红”模式，村民已经显得“财大气粗”。

金洪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村民的资金在合作社入股，4年基本可以翻一翻。待4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村民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显著提高，农旺合作社将规范化、市场化运作。到时再进行多产业互补发展的投资模式，即使风险共担、盈亏自负，村民也不会遭受大的损失。

不过，对于土地，金洪元仍然很慎重。他表示，2014年9月份之后全部要朝正规化发展，但同时农民的土地也要保证保底分红，可以从发起人的股本金里和企业收益中保证。

“养殖和种植也是有风险的，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在所难免。”金洪元深知农业的风险，并提出了“多点治村”、“工业反哺农业”、“打造乡村旅游”等新的方向，甚至斥资上百万元请专业机构做长远发展规划。

建设村还将420户农户零散土地1320亩量化入股，土地流转后，农旺合作社投资240万元进行综合整治，建成了146亩蔬菜大棚、1800亩水果基地。记者在建设村看到，诸多高标准农田建设仍在进行。

目前建设村共有483户，1800多人，耕地面积2130亩，全村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达15000元。从2010年第一批60多户农户加入农旺合作社，到目前社员已超过340户，流转土地2000亩左右。

“有些人还没有加入合作社，作为一个村的整体发展，（村民）必须都要加入合作社，这样才是一个声音，都能走一个步调。”金洪元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土地规划好了，不能因为一户没加入就不做了，现金发放就是要把村民集中在一起，激励激发他们加入合作社。

1月20日，2014年入股时限的最后一天下午，建设村村委会的入股窗口仍然挤满了人，这几天工作人员已经累计登记了100多位村民入股，金额都在3万元左右。

县农办：合作社模式仍然在摸索中

“不打造乡村旅游，建设村流转的这么多土地也不能保障很久。”金洪元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果树种植和新农村基础建设能够拉动旅游，同时也能逐步提高土地的附加值。在规划中，人工湖、乡村酒店、超市等建设都将在几年内实现。

打造乡村旅游和多产业发展的同时，农旺合作社的操作主体也让建设村面临困扰。农旺合作社全称为冕宁县农旺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范围亦只包含养殖种植及其产品销售。

实际上，农旺合作社已经超范围经营，而且其贷款入股操作方法亦容易遭诟病。据记者了解，农旺合作社并没有正式的财务报表，只记录流水账，财务人员是村里做了几十年的老会计，集资入股也没有与农民签订正式的协议或合同。农旺合作社负责人之一金瓯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合作社没有违法，但确实有不规范的地方。

冕宁县农办高主任对记者表示，农旺合作社发展了当地产业，但还在摸索中，有不明确、不规范的地方。高主任同时表示，冕宁县上百家农业合作社，很多是挂了牌子，只起到协调作用，而农旺合作社经济发展规模是最大的。

“这个模式把老百姓以及各方面问题解决了。你跟百姓讲章程，讲纳税，他才不干呢，不因地制宜怎么行。”1月18日，金洪元无奈地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金洪元在当地颇具知名度，但也遭受诸多非议，一位当地司机对记者表示，“金洪元有些地方是不对的，但只要把农民带富裕了，这是要被载入历史的，就像小岗村一样。”

1月19日晚，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金洪元看后专门将金瓯等人叫到家中商议。

20日一大早，金洪元、金瓯、金洪成三人一起在建设村接受了多个媒体采访。金洪元拿着一份一号文件全文打印版，连日来备受煎熬的金洪元说，“中央的文件来得太及时了。”

在金洪元手中那份一号文件中，一个段落被重点勾画出来：“要鼓励探索创新，在明确底线的前提下，支持地方先行先试，尊重农民群众实践创造；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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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探讨

建设村的探索与困惑：土地流转模式路在何方

每经记者 岳琦 发自冕宁、成都

自中央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农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各路资本的目光，与土地流转息息相关的农民合作社亦备受瞩目。土地流转，谁来主导？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地作何用？在这些问题上，学界争论不休。

1月14日，媒体曝出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建设村1300万元 “分红”，令其名噪一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建设村土地流转由具有资本实力的本村带头人设立的农旺合作社主导，初步完成了对农地流转，且在流转过程中维护了农民的权益，但合作社的探索亦面临诸多隐忧，对带头人圈钱、非法集资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实际上，这种能人治村的模式，全国各地都在探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因为农村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有资本、有能力的本地人能够更快地融入当地这种社会体系。

建设村对村民互助的 “内置金融”模式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资本下乡式的外部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李昌平力挺内置金融模式，并称这将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

建设村探索投资非农产业

经过数日调查，记者发现建设村合作社土地流转的模式确有一些创新之处，其土地流转效率及农村经济发展成果也足以旁证。

建设村农旺合作社发起人金洪元为当地知名私营企业主，同时任建设村村支书。在该合作社设立之初，金洪元等人为取得农户信任，以个人名义拿出1000万元注册股本金作为对农户的 “风险保证金”；为了提高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他甚至做出年息收益20%的承诺。

随着合作社资金规模的扩大和土地流转需求加大，农旺合作社探索投资非农产业，如建设沙场、水电站等，并通过“特殊方式”保证4年内的固定收益回报。这进一步刺激了村民的土地流转和投资热情。

通过这种模式，建设村在3年时间内，就基本完成了全村土地的流转和村民入社。

能够在几年时间内完成土地流转并培育出诸多农业产业，尤其是村民几乎没有产生抵制和抗拒的情绪，在全国土地流转中都实属不易。

土地流转之后，通常都面临如何产生效益的问题。建设村并没有走“卖地”的道路，而是通过多元产业投资，保证了农地效益过渡期的平稳发展，从而使农地在几年积蓄之后产生规模化、产业化的高效益，同时也建立和培育了合作社整体风险抵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据建设村村民及金洪元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金洪元即带领当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包工务工，人数最多时达到400多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金洪元实现了个人财富积累和经验增长，而建设村村民亦较同地区农民更具开放理念和资金积累。

通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进行原始积累，再回村开展土地流转，流转之后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建设村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一个循环。而在建设村土地流转中，金洪元及大多村民的资本积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农地流转后，农村土地不再需要太多劳动力，更多精壮劳力可外出务工或就地务工，又形成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能人治村易出滥用资金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农旺合作社的发展依赖于发起人金洪元等人的资金、资源和能力，合作社的产业发展与金洪元等人的个人产业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一旦出现人员变故，合作社发展将面临严重打击。

对此，李国祥表示，山东、天津等地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寻找 “能人”回乡治村。但这种模式较为依赖“能人”的公信力和道德诚信，此外如果封闭性不好，也容易出现超范围募资、滥用资金等问题。

虽然目前建设村集资范围仅限于本村人员，投资主要以本村企业经营的产业项目为主，两者都具有一定封闭性，但可能出现的资金管理问题亦值得注意。李国祥也表示，随着资金量的增大，如果合作社不规范操作，控制其封闭性，很容易产生问题。

此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建设村了解到，农旺合作社并没有专业财务人员，也不具备专业财务管理能力，只是以流水账的形式进行财务管理。就农旺合作社的管理模式而言，没有实现专业化的管理运营。

农旺合作社一位负责人金瓯对记者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管理的问题，也准备在近期引入专业的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按照规范的财务和管理制度规范合作社的运营。

但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引入专业人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随着建设村专业化的发展，其人才短缺问题突出。“村里的招聘工作做了很久，但农村的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即便工资高也没用，”建设村文书朱宗虎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农村工作环境复杂，人情关系固化，这些都很难解决，只能想办法尽量留住本村毕业的大学生。”

此外，建设村通过投资方式，将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也值得商榷。农民合作社大多为小规模的经济组织，试图要解决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问题，显然不具有明显优势。而已经有个别地方能够注册联社，把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中起来，整合品牌、统一营销。

据记者了解，农旺合作社与其宣传的旗下各个产业组织的关系，实则通过另一种渠道实现联合。建设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专业合作社及沙场、水电站与农旺合作社在法律上只是投资对象与投资者的关系。因农旺合作社与上述机构法人存在重合，故对外统称沙场等为合作社旗下产业。

资本下乡VS内置金融

何为土地流转的最佳 “途径”？国内多地早已展开了一些自发性的探索与实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从目前国内土地流转的探索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内生式”和“外部资本撬动”两大类。

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在探索的益阳模式，就充分借助了资本的力量。

公开信息显示，湖南省益阳市从2009年起探索土地信托流转模式，通过“政府信托”的方式将农户分散的土地流转集中起来，再以合同方式租赁给农业公司或大户，这种政府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模式，希冀通过此种方式解决传统土地流转中双方屡屡违约的难题。

益阳当地的一位官员曾向媒体表示，“益阳模式”有三方面特点：一是通过“三角形”关系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土地流转契约关系，农民把承包经营权信托给政府后，在随意退出方面受到制约；二是政府作为中间人，积极发挥整合项目、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益等功能；三是可以兼顾多方面利益特别是保障农民利益，而且这种信托关系可以继承，具有稳定和长期的特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益阳模式”中亦存隐忧：随着土地收益不断提高，与土地相关的纠纷越来越多，在土地流转中如何做好各种矛盾化解，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农民的权益？经济波动中可能出现大量农民工返乡，如何解决他们的隐性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如何解决流转费用过低的问题？如何防止融资造血功能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益阳似乎也已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据新华社报道称，益阳市陆续出台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土地确权。

长期致力于土地流转研究的“三农问题”专家王世渝就力挺资本下乡。《南方周末》援引王世渝的话称，只有这样“知识和技术才会去农村，才能带去新的种植、经营和管理模式”。而资本下乡，瓶颈在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相比订单农业、土地租赁、土地入股这类传统模式，“信托是最好的方法”。

王世渝认为，遍观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托流转是中国当今环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资本下乡推动农业产业化，辅之以外部金融。在他看来，应该“推动整个农村全面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包括银行、信托、证券等各种金融服务。

如今，资本大鳄们对土地流转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已于2013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委托方为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而所涉的可流转面积是5400亩。

同样是在2009年，“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却在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开始试验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土地流转路径。在解决“农地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的问题上，李昌平主张效仿台湾地区农会制度，主要通过“内置金融”在村庄内部解决。建设村的模式某种程度上亦属于村社资金互助，即“内生机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内生机制”的建立，某种程度上依赖村干部等带头人的道德自省和执行能力。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最近几年，农村合作社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公开数据显示，全国的数量在2012年底就已经超过68万家。

然而，李昌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称，2006年起国家开始允许做资金互助社，但截至2013年7月只批了49家。

“跑路事件”引起流转纷争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亦时常有一些负面案例暴露出来。

据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2014年1月23日报道，从2013年初开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内陆续有多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人去钱空，众多储户的存款也无法兑付。

并且，在外来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时，也会出现农户利益无法保障的问题。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此前独家报道，曾经的“先进典型”山东枣庄市阴平镇银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及其理事长邵长宝，身背1090亩土地流转抵押贷款跑路。

“大户”邵长宝成了当地流转土地抵押贷款的“跑路第一人”。留在他身后的是80万元的农民工资和300万元的土地融资债务，以及被扣押在银行的金陵寺村1000多亩土地使用权证。

农业部相关人士此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针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导致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保障农民土地流转主体地位等政策要求。

对此，李昌平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外来资本不会真正考虑农民的利益。他认为，今后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应该主要依靠内置金融方式，并限制外部金融资本的进入。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严瑞珍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市场经济下，无论哪个主体，农地经营风险问题都很难避免，主要还是要让经营主体有收益，同时能够获得金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引导企业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合适的种养业，同时要防止资本进行非农化生产。近日刚刚出炉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

此前，中农办副主任陈锡文也表示，“现在没有多少人是愿意到农村租了土地继续种粮的，很多土地被转租之后非粮化、非农化的现象必须要被遏制。”针对土地流转要有规矩，要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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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争议中的“富豪村”村支书

每经记者 岳琦

在凉山州冕宁县，几乎没有人不认识金洪元。原因不在于他是建设村的村支书，也不在于他是冕宁的富豪级人物，而是因为他同时拥有这两个身份。

建设村走红后的几天里，金洪元每天都开着自己的悍马H2到建设村村委会上下班。当地人说，到建设村，悍马在金洪元就在，悍马不在，金洪元就出去了。

2014年1月17日的早晨，悍马车在，金洪元并不在。这一天，他被叫去同当地县委书记一起接受媒体采访。随后的几天里，金洪元深陷焦虑，提起外界对他的争议，他或看着办公室里建设村的旧貌图，或驱车去村里的建设工地转一遭。

在他参股的几个水电站里，大家都叫他金老板，一些来自建设村的工人从父辈开始就跟着金老板打工。他们对金洪元的评价大多是 “金老板能干”、“金老板好”，金洪元也自豪地说，“10个村里人至少有7个对我还是肯定的。”

但是在建设村之外，就没这么幸运，“非法集资”、“放高利贷”、“黑白通吃”等语言将金洪元几乎包装成了一个江湖传奇。

小学没毕业的金洪元为建设村设计了一个建设梦标语：让村民有房子、有车子、有票子、过上好日子。他甚至不会用手机存电话号码，但朋友们的号码他都能随时背出来。甚至前一天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二天他就能将其中的某些段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平日里，金洪元并不怕开“豪车”招摇过市。他不太能藏住自己的心情，当有人和他说起网络上对建设村的质疑时，他会当着众人的面愤愤不已，而在回家的路上，则面露哀伤。

“我这是为了啥？”在质疑刚刚出现的时候，他甚至对朋友金瓯说，要不去外边旅游，手机都不开了！金瓯劝住了他。

身家上亿，这是他对自己财产的保守估计。但他一个人住在冕宁县一个普通的小区里，妻子陪着读书的女儿在外地，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垃圾袋里的盒饭与卧室里成堆的影碟几乎是他的生活方式。

金洪元做了18年村官，也做了18年老板。他常常强调，“我也是农民。爱国是大口号，爱家才是真的。”

他也对多年来带出村子打工，却没有带回来的十几条生命感到愧疚。“生在建设村，长在建设村，死在建设村，一点一滴为建设村。”建设村村委会的会议室里写着这十几个大字。

2014年建设村的“村晚”虽然受到质疑风波的影响，但并没有取消。大学生们策划的村晚主题还和往年一样，“我为建设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