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生产过剩是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正确认识矛盾是解决矛盾的起点，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当前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所以改革和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

消费收缩影响总需求

生产过剩就是社会总供给显著大于总需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说明，生产过剩的发生机制是由于社会分配不合理，所以观察生产过剩程度的一个重要角度，是看社会总需求中消费所占比重。今年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9%，比去年和前年都显著下降，所以前三季度7.7%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贡献的。

投资贡献率是三年以来最高的，出口的贡献率也在显著回升，只有消费贡献率出现了大幅下降。如果看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2011年是17.1%，2012年是14.3%，今年前9个月是12.9%，下降很明显，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情况是一致的。

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从9.8%下降到6.8%，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从12.3%下降到9.6%。在经济增长率同比不变的情况下，支撑消费购买力的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说明社会财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消费，或者说是更加有利于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估计四季度这个趋势也难以改变。所以在明年初公布今年的统计数据时，人们将会再次看到消费率的显著下降。消费和出口是最终需求，但是新千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要比净出口额大出10倍，所以消费的收缩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当然，投资和出口也是需求，如果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能够继续提升，并足以抵消消费率下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继续保持目前7.5%以上的速度，甚至提升到更高水平。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就是在投资与出口这两大需求引擎拉动下实现的，但是至少在明后两年，乃至未来五年内能否再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净出口或拉低经济增速

从出口看，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11年的-5.8%回升到今年前三季的-1.7%，有关机构的分析说明，三季度出口的负贡献率更是缩减到-0.5%。这说明今年以来的经济回升，特别是三季度经济的显著反弹，与出口增长的恢复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前瞻地看，未来出口形势并不乐观，甚至很悲观。因为由于国际经济在现阶段的复苏，主要是由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用无限制货币投放创造的，由于新的资产泡沫又在酝酿当中，我估计这个泡沫至多能维持到明年底前。到2015年，甚至是在明年下半年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新危机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但解决起来会更麻烦，因为发达国家在解决次贷危机这5年中，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

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国际经济问题，在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点，即这场危机的后续发展特征应该是反复震荡，并越加激烈，所以危机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发达国家的总体走势仍然取决于美国。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直到今天，实体经济规模也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债务规模却持续扩大，这种做法赌的是美元世界核心货币的地位。但随着债务规模越来越脱离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美国的国力不足以支撑美元的世界地位。所以在下一次危机爆发中，很可能出现美元信用危机，甚至是二战以来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震荡与解体，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剧烈动荡，并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外需将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反而可能会转变拉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净出口比重从2.4%提升至8.8%，经济增长率相应也从8.4%提升至14.2%，次贷危机爆发后，净出口比重回落到去年的2.7%，经济增长率也回落至7.8%，基本上是净出口增长和回落多少，经济增长率就提升或回落多少。在下一场危机中如果外需严重萎缩，中国出口就会出现显著的负增长，成为再次压抑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当前是产能释放高峰

再看投资，许多人说三季度经济增速回升是投资带来的，这是从投资贡献率显著提升的情况作出的判断。但是看一看投资增长率，2011年是23.8%，2012年是20.3%，今年前9个月却是20.2%。可以很明确地说，今年以来投资贡献率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强，而是消费增长更弱。

我一直认为，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代表投资需求增长并不科学，因为投资的特性决定，其短期是需求，长期是供给，而投资完成额恰恰是处在投资从需求向供给转变的时点上，所以是需求的滞后指标，是供给的先行指标。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指标高，反而说明了社会总供给能力的增长仍处在高位。如果看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2011年为22.5%，2012年为28.6%，今年前9个月则猛降到只有13.3%，这种情况则预示着，明年的投资增长率很可能会低于15%。

另外一个反映供给能力增长的指标，是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这个指标比投资完成额更能代表当前供给能力的增长情况。如果我们把2003-2007年、2008-2010年、2010年9月-2013年9月以来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做一个比较，可以明显看出，目前阶段仍是产能释放高峰，而新发生的投资需求正在回落。

投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若消费和出口低落，投资也不会发生。由于投资的周期性，使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会滞后于消费和出口，所以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消费和出口已经回落，但投资完成额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处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断走低和供给继续增长的格局，只会使生产过剩的格局愈加严重，从而使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率更低。

综上所述，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

从短缺机制转向过剩机制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不断引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才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生产过剩，仍然是会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之所以会长期没有爆发，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是形成了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全球货币需求的扩张被中断，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在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细数这些矛盾，没有一个会在中短期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向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是爆发了危机，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我估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破7”，就业形势可能会比今年严峻得多。

与此相关并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在以往改革30年中，是怎样与何时从传统的短缺机制转向过剩机制的。有关生产过剩的议论，早在1997年前后就有人著文论证过，当时也的确出现过经济增长低迷的势头，并直到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才走出这种低迷势头。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因为生产过剩是个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即它是由特殊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特定分配体制所产生的，因此是经济制度内生的现象。

纵观中国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沿着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但是始终没有触及到产权体制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转折点，在经济上“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与集体企业转制，在分配制度上提出“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的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资本结构看，从投资主体看，从消费率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8年以后，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以及投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产权制度决定分配制度，所以消费率的下降是在产权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相应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97-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断走低，我认为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始自1994年的宏观紧缩压抑了总需求的水平，比如贷款增长率从1993年的28%猛跌到1998年的15.5%，货币M2的增长率从1994年的34.5%猛跌到1998年的14.8%，外生性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而不是内生的分配机制压缩了需求。第二个原因是1998年启动的各项改革，使企业内部形成了生产和投资的约束机制，此外在产权转换的初期，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企业内部的整合方面，比如下岗分流和处置不良资产，所以尽管1998年以后宏观政策转向宽松，投资仍然不活跃。如果说改革和调整会引起经济增长速度降低，1998-2002年期间是最明显的例子，没有这场大改革和产权制度大调整，也不会出现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高效益的高速增长。

明确中国何时出现了生产过剩的机制十分重要，因为生产过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与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从以往适应短缺时代为基础，向适应过剩时代过渡。新千年以后到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这种转轨和改革迫切性不强，因为新全球化所创造的外需，可以基本上吸纳国内的过剩产品，但也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显示出了国内的产品剩余转换成了外汇形态的价值剩余。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萎缩，实物产品过剩的矛盾就清楚暴露出来，成为阻碍增长的现实压力，转轨与改革的压力因此空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