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琪·十五岁上北大：在校团委理论研究室的日子

大二时，我在校团委理论研究室的锻炼，亦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在北大，加入学生会的都是本科生，加入团委的则以研究生居多。因为学生会毕竟是学生组织，相对灵活、轻松，适合本科生。而团委则严肃、正式，对参与者的理论基础和投入时间都有较高的要求。

大二的我，带着好奇心，想去学生会或团委见识、历练一番。那么，是学生会还是团委呢？学生会肯定是能进的，团委该是难进的。然而，恰恰因为抱着尝试的心态，越难我倒越想去试一把！我想，正因为我年龄小，我更需要接触一些老成的研究生，向他们取取经。于是，我打定了申请加入团委的主意。

团委下属有十几个部门，炙手可热的便是社团文体部、宣传部等几个大部。最冷僻的，便是一个名为“理论研究室”的部门，甚至很多北大人都没有听说过它。但是，我恰恰被它吸引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在社团活动中，实践实操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提升理论素养的机会却很少。这次，我就是奔着“理论”二字去的。

“校团委理论研究室，面向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的研究生和高年级优秀本科生……”“招新须知”中的这句话，就该是我迈不过去的门槛，因为，大二的我不属于“高年级”本科生。但是，我决心大胆一试！于是，我认真准备了一份简历，把所有能反映自己优势的话语都写了上去，还特地贴了张板正、显老的证件照。

当我把申请加入校团委理论研究室的消息告诉几位关系不错的同学时，他们都很惊讶。有的说：“你是一个单纯的本科生，为什么要和研究生‘混’在一起？不怕累吗？”有的说：“理论研究？你真是政治课没学够啊！”有的说：“你又不打算考公务员，何必去党政机构锻炼呢？人家都说那里面‘做人’的学问大着呢。”我知道这些劝告和调侃都是善意的。然而，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

一周以后，我居然真的接到了来自校团委理论研究室的电话，对方说，领导找我谈话。我十分欣喜，立刻换上正装赶到了团委楼，走向二楼东侧的“理论研究室”。

一进门，我便看到了这里的领导：曾老师。不用交谈，只感受他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的能量，就知道他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能力超强的北大青年党政干部。我没想到，曾老师一上来就对我大一的实践经历表示认可，并赞赏我有勇气。接着，他问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校团委有个‘理论研究室’。然而，理论研究的意义是何其重大！它是基础、是指导、是统领！正因如此，我要在这里出一份力。我虽是大二的本科生，功底浅、经验少；然而，我提升快、干劲足。大一时，我在党委宣传部下属的北大新闻网任记者，获得领导好评……”没等我说完，曾老师已经露出了肯定的神情。

就这样，我被破格录用了。此刻，我的感悟便是：机会是试出来的。

这里的二把手，是一位就读于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二师兄，姓刘。他的谈吐、气质都明显区别于一般学生。在他嘴里，所有事情都能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他还总能准确把握领导的意思，行动力极强，一看便是日后要走仕途之路的人。一见面，他就跟我交换了手机号码。接着，他诚恳地眨着眼睛，用低而有力的声音，严肃而亲切地对我说：“你被破格录用，而且刚来就得到领导的认可，是很难得的，要好好把握。有困难找我。”我使劲点了点头。心里几乎要笑了出来。一方面，是被录用的喜悦；另一方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如刘师兄这般的谈吐。在其他社团中，我听过受用的话很多，但很少有人刚见面就把话说得这么老练、周到、挑不出毛病。真是细微之处都让我开眼界。不管怎么说，我隐隐感到，自己来对了。

然而，伴随着喜悦的，是巨大的压力。

不同于北大新闻网“报道北大，网系天下”的自由与张扬，在这里，纪律和规范是首位的。不仅要写一手好的公文，我的一言一行还要符合校团委理论研究室成员的标准。显然，我不能像做记者时那样，见了各路领导都大摇大摆地上前提问了；我不能边写稿边对写作对象肆意评头论足了。我也不能像当元培实验班新生辅导员时那样，给学弟学妹们大侃北大轶事了。性质变了，任务变了，身份变了。我告诉自己，要少说、多听，说话时把语速放慢、一字一顿地把话讲明白，不要大声笑。让一个平素张扬的人收敛起来，实在是不容易。“战战兢兢”，便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另一重压力，便是如何与这些师兄师姐们相处。在办公室里，最年轻的，除我以外，就是出生于1984年的研究生了。我年龄小，又是低年级本科生，他们会不会看不起我呢？不过，我的顾虑很快就被消释了。因为，真正感到有压力的，是他们！“师妹啊，你才大二就来了，让我们这些‘老人’情何以堪啊！”“我们是考研来北大的，初来乍到，你却已经待了一年了，你要多指点！”他们这么一说，倒让我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按照这种说法，资历更老的，居然还是我！而且，曾老师也特别看重我本科生的身份。再加上我对谁都有礼貌，很快，我成了办公室里最引人瞩目的新人。

由此，我感悟到：自己认为的缺点，在别人眼中，不见得是缺点，甚至说不定还是优点。

来到研究室，第一阶段的重点，便是让自己成为合格的理论骨干。会议是不嫌多的。对我而言，开会是学习的好机会。我拿出在法学课程上的劲头，认真记笔记，恨不得把曾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消化，因为，他的话确实很有水平。

既然是学习，仅听讲是不够的，还须有问答。于是，我把自己心中的疑问和盘托出。

“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问道。此时我的口气还不太像内部成员，倒更像一名记者。

“这个问题很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典。经典便不涉及过时与否的问题。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曾老师恳切地说道。

“很多人认为，理论是空洞的、没用的。是这样的吗？”我继续问道。

“不是理论没用，而是我们没有研究出联系实际的理论！咱们研究理论，应当深入联系中国的实际、当代的实际、北大的实际、青年人的实际。千万不要觉得理论和生活是脱节的。”曾老师的这番话，让我若有所悟。

“但凡上过政治课的人，都能随口说出一套套的理论。我们比他们高明在何处呢？”这是一个我一直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大部分人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似是而非的层面上。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读过原著。我们既然做研究，就要先读原著。我们还要解读党的文件、研究党史。把这些资料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深刻、实用的体系。”曾老师解释道。

……

几番问答下来，我对理论的认识一下子提高了许多。过去，我只知道理论重要，现在，我才开始了解理论到底有多重要。于是，在业余时间，我开始啃《资本论》等著作。没有读它们之前，我觉得自己懂得很。但每当翻开那些厚厚的尘封的原著，我总会感到自己是如此浅薄。

开了一些会，读了一些书，我发现自己有了些改变：过去的我总是愤世嫉俗，看到现象就不满、看到事物就批判，却很少思考自己能做什么。现在，我却会思考了，会分析了，并开始思考自己能做什么。过去，我一直对“实事求是”之类的话存在抵触情绪，现在我才意识到，“实事求是”不是空话，它非常有意义，而且，我必须努力实践它。

此外，研究室还对我们进行了公文写作培训。过去我以为，在高考作文套路的基础上，加上几句官话，便是合格的政府公文。但是，见识了曾老师写作公文的思路、力道、笔锋之后，我才明白，公文写作的学问大着呢。如果心中没有立场、脑海中没有体系、血液中没有能量，就算笔头的文采再好、套话再多，写出的文章也是次品。

由此，我感悟到：对任何东西，不了解，便不能妄下结论。自己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随着我和几位新人水平的提升，我们的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筹备一个挂靠在研究室的研究中心，专门培训北大的青年理论骨干。中心定名为“北大青年理论骨干发展研究中心”。的确，名字有点长，名头也有点大，这足以告诉我们，任务很艰巨。制定出章程之后，我们策划了一系列培训活动，受众便是各院系的学生干部。由于我性格开朗、善于表达，组织安排给我的任务，便是邀约这些学生干部。显然，邀约是重头戏。

对我而言，打电话约人本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这次的问题是，这些学生干部都在北大待了好几年，个个比我学历高、年龄大、资历深，拿起电话，我总觉得自己有些底气不足。于是，头几天打电话，我都以一种“求人”的口气邀约他们。结果，他们都不大重视，很敷衍，没有几个人响应。我觉得很憋屈，便决心改变态度：不再“求人”，而是“命令”！再次通话时，我强硬的口吻令他们很吃惊，他们仿佛比过去重视了许多。但结果依然不佳，他们纷纷礼貌地找出了借口谢绝了。我觉得很郁闷。

两次碰壁后，我才意识到，问题不在他们，而在我自己：我只是通知他们要来培训，却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来培训！这样的电话，怎么能起到效果呢？“求人”是不行的，“命令”也是不行的，应当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必须恳切地分析理由、实事求是地给他们建议，以支持、引导、服务的姿态，进行人性化的沟通，甚至可以跟他们拉拉家常。而且，不要总想着自己是大二的学生，要站在理论研究室的立场说话，我的底气该是平台赋予的。总之，要把我生硬的“给”，变成他们迫切的“要”！几天后，我调整了方法，又一通打电话。这回，有不少人询问和响应了。中心渐渐活跃了起来。

我舒了口气，深深感到：沟通，真是一门艺术！打电话，真是一种功夫！

曾老师对我很赞赏，成员们也对我很佩服。两个月后，刘师兄被指定为中心的秘书长，我则成为了副秘书长。按常理，在学生社团里，大一、大二努力干，大三当上副社长已经是很难得的了。我哪里能想到，来到团委理论研究室仅仅两个多月，自己居然成为了一个级别不低的社团的重要负责人！此刻，我真感到，自己身上那种“愣愣的勇气”是一种财富。也须承认一个现象：“晋升”最快的途径之一，便是成立一个新机构，担任负责人。

不过，我来理论研究室的目的，不是当干部，而是长见识。曾老师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愿望。终于，“十七大”开了，长见识的机会来到了。

北京市教委召集北京教育界的代表开会，讨论学习“十七大”精神的体会。北大要派两位代表去。确定的人选：一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另一位便是我，身份是北大青年理论骨干。

我的心情很激动。为此，我翘了两节课，绞尽脑汁用一整天写了一份发言稿，并把稿子发给曾老师审核。临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还没有收到回复。第二天清晨，我查看邮箱，发现凌晨3点29分有一封邮件，是曾老师发来的。下载附件后，仔细阅读，我才知道，这是一份曾老师重新写的稿件，立意、内容、专业程度不知道比原来的稿件高出多少倍！让领导熬夜给下属写稿，这样的稀罕事又被我赶上了。那一刻，我又感动，又惭愧，发自内心地感谢曾老师的帮助。

当天，学校派车把我和教授送到了北京市教委。走进会议室，我发现，在座的全是些名牌中学、小学校长，有很多名字在教育界都是响当当的。但我一点也不自卑，因为我来自北大，代表北大的青年人！教委领导讲话后，便是各代表发言。名校长们的发言当然都很好。轮到我了。我面带微笑，声音洪亮，以那份稿子为基础，拿出了在国关学到的大局观、在法学院学到的严谨态度、在反复打电话中积累的沟通能力以及两个月来的理论底蕴，做了充满激情的发言。话音落时，全场的掌声格外响亮！那一刻，我对自己的信心大增，更意识到，只要在学校里把基本功练好，场面上的事情是根本不用担心的。

回来的路上，教授对我说：“小徐同志的口才不错，有理论素养，将来往这方面发展发展，有前途。”“同志”之称让我受宠若惊，“前途”更是说远了。

……

我在团委的实践，要告一段落了。曾老师对我的离开很不舍，希望我“常回来看看”。刘师兄和其他成员们纷纷给了我诚挚的祝福。

在这段独特的实践历程中，大二的我怎能说不是幸运的、受栽培的？从理论素养到办事能力，从底蕴内涵到见识谈吐，方方面面，我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和突破。

回想起一开始同学的劝告：“那里面‘做人’的学问大着呢。”仔细想来，这句话并没有错。在理论研究室里经历的哪件事，不与“做人”相关呢？只不过，加入以前和加入以后，我对“做人”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了。加入以前，我常以为，所谓“做人”，就是请客吃饭，拉关系，应酬，说套话，玩虚的；加入以后，我意识到，“做人”应该是：存正念，交正友，走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