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欲“借船出海”寄望华商撑桥梁

每经编辑 每经记者 周以轩 岳琦 发自成都    

每经记者 周以轩 岳琦 发自成都

“我们需要培养一批中国跨国公司。”9月25日下午，在成都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携手华商共促民企‘走出去’”分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表示。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力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等知名民企掌门人悉数到场，并与王钦敏及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等华商组织领袖，论道内地民企与海外侨商的“牵手之旅”。

南存辉的一句“借船出海”获得论坛上的一片掌声。对于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南存辉的比喻显然说到了国内民营企业家与海外侨商的心里，而如何在“借船出海”中实现双赢，仍一个有待考量的问题。

牵手华商“走出去”/

早在1997年，“走出去”就被提上政府日程，被提升为和“引进来”同样重要的位置。16年过去，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从过去世界排名第32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承包工程最大国，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的完善，民营企业也日益成为 “走出去”的主力军。

与企业“国家队”相比，民企开展海外投资时，机制灵活，反应快速，易于根据投资环境变化和运营需要进行调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认为，民营企业“船小好调头”，而且从整体上来讲分散了对外投资风险。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逾6成来自华侨华人和港澳台资金。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蔡冠深曾在华商大会上表示，过去是港澳台和海外侨资企业家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现在内地的国企和民企壮大了，要“走出去”发展，这是不得了的改变。

华商在中国“引进来”中发挥巨大作用，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华商也希望能与民企 “牵手”。陈经纬认为，华商可以利用所在国的优势和经营，帮助国内民企“走出去”，同时也能达到双赢的局面。

但陈经纬也提醒，民企投资“既要尽力，也要量力”，目前国内民企“走出去”还是刚刚起步，要做好风险防控，在国际市场有优势才应该“走出去”。而刘沧龙则认为，只有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能发现自己的缺点。

“民企进军海外的过程，大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在论坛上说。坐在台上先行一步“走出去”的几位民企大佬，也向与会的民企和华商代表分享了自己“摸石头”的经验。

“在发展中国家建厂，到发达国家买品牌、技术资源。建工厂和买企业相结合。”刘永好在论坛上说。刘沧龙则诙谐地表示，欠发达国家遍地都是黄金。

“借船出海”盼双赢/

“‘借船出海’，在当地寻找一两家好的企业进行合作，借用其优秀的资质和在当地良好的口碑，”南存辉表示，这样的方式能快速地在当地站稳脚跟，并且能迅速从合作伙伴身上学习经验。借助这种方式，正泰集团的产品已销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存辉表示，在进入西班牙以及韩国等市场时，正泰集团正是采用了“借船出海”的方式，才能够快速地融入当地市场。

红豆集团作为国内民企进军海外群体中的一员，虽然已拥有美国纽约、洛杉矶两个境外分公司，并在柬埔寨建立了11.13平方公里的工业园，但在其刚刚走出国门时，还是经历了诸多烦恼。

“语言、文化、法规等等问题，给企业进军海外造成了很多障碍。”红豆集团一位高管在论坛上坦言，国内民企在走向海外时，多多少少都经历了一些教训。

而在确定了“借船出海”的方式后，怎样选择当地的合作伙伴，又成为了摆在民企面前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除了当地一些大型龙头企业之外，海外华商作为另一个重要选项，出现在民企的视野里。

“海外华商通过在海外的发展，具备了营销渠道、人际网络、管理经验等多项优势，是理想的合作对象。”刘沧龙表示，不仅如此，之前与外国企业合作时所存在的文化冲突等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另外，南存辉也表示，海外华商的资源极其丰富，达成合作后对企业的帮助很大。如正泰集团在西班牙的项目，正是通过与当地华商的合作，才能够快速地取得成果。

华商传承之惑：自身治理、创业精神或是“富不过三代”主因

每经记者 谢振宇 江然 发自成都

家族企业正面临新一轮的交班高峰期，挑战也前所未有。

一份来自《福布斯》于近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多数中国家族企业同时面临交接班与产业转型两大挑战，走向前台接班的二代人数出现明显飞跃，交接班进入高峰。但“由于经济低迷等原因，由二代接管的企业经营业绩普遍不如由一代掌控的企业”。

“富不过三代”这个世界性的难题，似乎也成为了华商普遍难以“迈过去的坎”。

家族企业如何传承？这是本届华商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为此，9月25日，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家族企业分论坛召开，出席的企业家嘉宾也多为华商企业现任掌门人或未来“少帅”，包括“华人船王”曹文锦的次子、万邦集团董事长曹慰德，以及家族第二代接班人新光集团副总裁虞江波等等，众多嘉宾对此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长期研究公司治理的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就表示，无论家族企业是父传子承还是寻找职业经理人，家族自身的治理都是家族企业发展的核心。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康荣平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家族企业传承难，“创业精神应放在第一位”。

“富不过三代”魔咒

据《福布斯》最新调查，在中国家族企业中，一代掌权的企业有645家，占比超过九成；二代完成接班的为66家，较去年上升了21家，占比接近10%。“A股上市家族企业的交接班步伐开始加快”。

然而，二代接管的家族企业经营业绩普遍不如一代掌权的企业。尽管企业规模仍能扩张，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几乎达到一代掌管的两倍，但是2.5%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远低于一代操控大局时的9.9%。

前述报告就指出，“说明二代对于企业的掌控和发展盈利能力较一代逊色，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经济转型期风险增大和经营环境难如人意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带领企业转型发展，是接班二代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企业家精神难传承

针对家族企业传承之难，范博宏曾指出，企业接班有很大的挑战，创业者在创业中的优势，特别是特殊的无形资产没有办法顺利地传承到下一代。这些资产包括上一代创业者的“理念、政商关系、价值观等等”。

而前述《福布斯》报告还指出，年轻一代比起父辈在学历与国际视野方面显然更具优势，但缺乏与企业一同成长的经历，就算是“少主”也会难以服众；对初掌权的二代而言，一代创业者的精神凝聚力已是很难超越的高峰，如何任用公司元老、聘请职业经理人、推行制度改革等均是考验。

在康荣平看来，由于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创业经历，往往难以跟第一代相比，因而往往在创业精神方面二代们有所欠缺，而“在我看来，创业精神应放在第一位”。

对此，一些青年侨商领袖表示认同。在“青年侨商论坛”中，富华集团总裁赵勇表示，现在二代、三代年轻侨商对国内的政策、投资环境都不太熟悉，而这对企业今后来投资和发展至关重要。他表示，这次回国，就是想来熟悉国内环境。

对于家族企业的传承难题，参与论坛的一些青年侨商领袖都表示，上一辈吃苦耐劳和企业家精神的继承或是最难的。

失去上一代对家族的有效控制后，传承之后家族矛盾的破坏性等也会对家族事业造成较大伤害。

接班人培养难题

无疑，目前摆在华商群体们面前的传承、接班人培养等难题，仍然亟待破解。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德华工业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经理蔡其生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谈及接班人问题时表示，“到现在为止，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但这肯定是个挑战。”

蔡其生表示，他的用人方式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未来接班人不一定是自己的女儿，也可以是职业经理人。他提到，自己的三个女儿都已到其公司上班，至于她们未来是否愿意接班，他不想强求，“最重要的是两代人的沟通要做到位”。

对于家族如何做好传承，曹慰德的万邦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式。据悉，万邦的管理模型由两个体系组成：家族和商业。家族和企业各有一个信托。家族信托用来帮助家族成员学习和创新以及提供各种支持，企业信托则是谁有贡献谁就能分到钱。在企业选择管理人员时，如果条件差不多，家族成员享受优先权。

信托或基金会等模式也是国际范围所用较多的案例。“信托之类，在国内还没有太多发展，但实际上，欧美等国条件更好，除了拥有较为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无论是商业习惯，还是家族企业的培训等，都较内地好得多。”康荣平指出。即使在家庭接班人的前期培养和培训上，欧美也更领先，“大部分要求后代必须有家族外企业工作的经验，目前，国内强调的还较少”。

事先大力培养接班人已是较为流行的方式。比如著名的通用电器前领导人杰克·韦尔奇就花了数年时间从几十个候选人中遴选接班人，由八个到三个，到最后选了伊梅尔特。韦尔奇所花的心思、对接班问题的严肃程度不亚于任何家族企业主。

在国内知名的家族企业中，娃哈哈的宗庆后在2010年拆分了国际业务部分交给女儿宗馥莉，这是一种缓冲式的培养接班人的方式。今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将其女儿刘畅推向台前，任新希望股份公司董事长，并新设联席董事长一职来为其接班“保驾护航”。

有人曾指出，华人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可能是因为诸子均产的“分家”习俗。对此，康荣平表示，家族财产的代际传承，还是应该用更多现代的手段来解决，财产分配太分散，不太利于企业的发展，“股份太分散，这不仅对家族企业，对很多企业都是不利的”。

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国内民企要走出去，一定要找当地有名气且成功的合伙人，最好是华商。

科瑞集团董事长郑跃文：民企华商携手，才能共享发展成果。

力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尹明善：在面对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可以采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借船出海，在当地寻找一两家好的企业进行合作，借用其资质和在当地良好的口碑。

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海外华商具备了营销渠道、人际网络等优势，是理想的合作对象。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发展中国家建厂，到发达国家买品牌、技术资源，建工厂和买企业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