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阵痛期” 不必担忧GDP增速“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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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中国经济历经30年的高速增长，8%的经济增速似乎早已是我们的心理底线。但在当前，实体经济遇到了一些困难。二季度，GDP增速只有7.6%；从当前态势来看，三季度或许更低。这是全球金融后危机时代的延续，还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的必然？经济增速回落，投资稳增长也再次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在经过2008年4万亿投资刺激以后，现在是否应该祭出第二轮投资潮？如果还是需要靠投资拉动经济，效果又将如何？

在如此复杂的当口，美国再次挥舞的“量化宽松”大旗（QE3），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国内政策又将如何应对？

对于这些复杂而又现实的宏观话题，9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邀请了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社科院工业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中国银行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宗良、宏源证券固定收益总部首席分析师范为等专家就此进行剖析时表示，在调结构的大背景下，GDP不可能再维持以往的高增速，实际上只要保持7%以上，哪怕低于8%，这样“七上八下”的增速也是不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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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醒和刘尚希虽然研究领域略有区别，但在讨论中都通过微观经济的现状，对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态势提出警示。

“前一段时间我到广州的一个开发区调研，据介绍，有1/3的企业亏损，超过40%的企业产量下降，还有一些企业几乎处在倒闭的边缘。”陈乃醒说道。

刘尚希表示，“我刚才从西客站开车过来的时候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招工，按日结算，每天50元到70元不等。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从就业角度来看，当前经济的形势的确不容乐观。”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在3年以来首度“破8”，二季度仅7.6%的增速，企业利润连续近半年负增长……这些冷冰冰的数据被两位经济学家演绎得立体化起来。

多因素交织致经济增速回落

范为是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师，不仅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长期关注与宏观形势密切相联的资本市场。他简明扼要地指出，我国企业面临的困难归结到一点：实际上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所造成的。

“具体表现就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过去5年，政府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转向投资拉动型的经济模式，这一过程中，国家经济的重心主要在投资上。”范为说道。

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分析师布凯南近期表示，中国投资占GDP比例正经历历史高位，至2011年内地投资支出占GDP比例超过45%，高于亚洲邻近地区及日本战后水平，与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接近。

范为认为，投资确实提高了我们的基础设施水平，使我国基础设施大为改善。但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产能得不到有效需求，过剩的问题日益凸显。“我们做过相关研究，重型工业企业表现特别不理想。”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1至8月，全国水泥产量增速同比减缓12.5个百分点；1至7月，全国造船完工量同比下降7.7%；工程机械重点联系企业利润大降20.3%。对此，机械制造行业资深分析师郑贤玲日前撰文提出，要警惕这些过剩产能所引发的“铁锈时代”。

在不久前举办的德勤创业家论坛上，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国内生产力下降严重，产能过剩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利润下降，反映到资本市场上就是沪深股市已经创了3年以来的新低。

除产能过剩之外，中国劳动力成本结构性上升，也使得制造业大国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聚集地这样的称号受到了空前挑战。据统计，从2009年到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居民工资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也上涨了14.9%。这一速度要远快过中国本已不慢的GDP增速。

刘尚希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的组合，其中一些是关键性要素。原来是资本，所以我们到处找钱，引进外资。现在来看，这种关键性要素将是劳动力以及技术工人。

不必担忧经济“七上八下”

“劳动力没法通过进口来解决。现在我们经济处在转型期，增速回落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刘尚希表示，“‘七上八下’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要再想经济能够长期回到8%和9%以上，不然经济就要出问题了。”

在研讨过程中，刘尚希形象地比喻说，中国经济的现状就好像开车刚驶下高速公路后，感觉好像不是很快，但其实速度仍然有七八十迈。等我们再开一会儿之后，又会觉得（七八十迈）也不慢，这有一个过程。

范为也表示，从理论来讲，任何一个经济体的高速增长都不可能持续超过30年，中国也不能超脱这一经济规律之外，所以我们需要降低未来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这一预期。

对于刘和范两位专家的观点，长期研究企业的陈乃醒也表示十分认同，认为在企业层面承受因经济增速下降而导致的阵痛是必须的。“转型时期就是痛苦的，要付出代价。”

陈乃醒强调，之所以这么说，缘于他在广东调研时虽然看到了企业的悲观现状，但也发现了企业未来的希望。

在广东轻工业重镇顺德，陈乃醒看到一系列研发能力非常强大的中小型企业，并且在交流过程中也发现，企业家跑路多数均发生在港资或者台资企业，本地企业仍较为稳定。

结合微观主体和宏观形势，陈在每经研讨会上概括说，上述现象证明中小企业的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前30年是以吸纳就业为主，在一定的投资下，使得更多人就业。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它们的职能也开始出现改变。“它们现在承担的任务主要是搞活经济，促进市场竞争，创新发展，最后就是提供多样性、个性化的服务。”

经济会不会由于增速换挡，企业短期难以兼顾劳动力与创新等因素而急刹车呢？经济学家们对此抱有信心。

“从劳动力等多方面因素看，GDP增速到7%以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刘尚希说，现在国外的冲击已经基本消化，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消费、投资等方面再往下掉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了。

越是投资稳增长 越要“捂紧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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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在回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提问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我们完全能够把经济调整过来。

温总理的表态展现了对未来充分的信心。在政府稳增长确定无疑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的路径选择和效果呈现方式随之变得备受瞩目。

在《每日经济新闻》组织的研讨会上，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范为开出了3个药方：一是压缩产能；二是将虚拟经济的利润向实体经济转移一部分；三是扩大需求，其中既包括投资需求，也包括消费需求。

相比宏观调控，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更看重宏观管理这一概念。他说，宏观调控是一个用来应急的措施。经济太热或太冷，都需要宏观调控来发挥作用。但经济不可能只有热和冷两种状态，所以常态而言，政府更需要重视宏观管理。

投资稳增长需捂紧钱袋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稳增长仍然需要强调投资的作用。“消费是最终目标，但可持续的消费必须来自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则来自投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并且可以更多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的货币政策。“只要投资投好了，也可以缓解房价过高、通货膨胀压力等问题。”

刘尚希也认为，地方政府要搞民生，还是要靠投资。现在要提供公共服务来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建设任务，基础设施、医院、学校、养老院等都需要投资。但是这里的投资是消费性的投资。“这在统计学的角度看是投资，但本质上是消费。”

从5月开始，发改委审批投资项目的速度明显加快。对此刘尚希表示，投资审批加快，不能等同于投资的扩大。很多投资项目的公布不等于是政府投资，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布，准备要做的事情预计要这么多的钱，意在招商引资。“即使地方政府有一部分钱投进去，那恐怕也不会一个年度马上就干那么多的事，有可能是很多年都会连续去干这个事。”

事实上，地方政府纵然想通过政府投资拉升经济增速，恐怕也会有心无力。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6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765亿元，同比下降6.7%；1~8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0.1%，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9.4个百分点。

如此一来，国家对于投资审批热潮的态度便成为批文能否变成真金白银的关键。范为建议，第二轮投资应该批，但是钱袋子也得要捂紧。

重调控更要重宏观管理

“什么时候可以见到真正的投资潮？就是当企业不再向信托借钱。”范为表示。

真正的宽松必然需要依赖货币政策放松加码，但现在的问题更多来自于，如果降息或者降准再次频繁来临，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能达到以往的效果么？

在某论坛上，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提供了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我们的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得非常厉害，信贷投放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很小，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新增贷款4.86万亿，这个量并不小，但是为什么企业仍然要抱怨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资金使用效率，企业资金的周转速度大幅下降。”他同时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也有所下降，上半年两次降息、两次降准，从现在的先导指标看起来效果似乎仍然有限。

刘尚希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目前投资效率是不断递减的。有的地方投资规模超过GDP总量的50%，这不只说明投资多了，更说明投资效率太低，比如现在投一块钱可以带动两块钱的GDP，但如果一块能带动5块钱GDP，也就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了。

不可否认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最容易被人想起的宏观调控手段。刘尚希认为，宏观调控的概念还是需要重新理解一下。“宏观调控按俗话说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它是不断在变化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宏观调控抬得太高，忽略了宏观管理。”刘尚希说，光有宏观调控没有宏观管理，问题会越来越多。宏观管理是个基础。宏观调控只是宏观管理里的一个部分，一个用来应急的措施。经济太热或太冷，需要宏观调控来发挥作用。但经济不可能只有热和冷两种状态，所以还需要宏观管理。

为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刘尚希举了一个例子。猪肉价格忽高忽低，就是因为用宏观调控替代了宏观管理，反而造成不容易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像猪肉这种对居民影响比较大的食品，需要什么样的农业政策，从生产、储备、销售统一考虑，这才是宏观管理。”

QE3或利好中国 应强化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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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细胞，金融机构便为其提供血液。如何灵活运用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这是全世界都在探讨的问题。

最近，美国刚刚推出QE3，日本也随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处于复苏反复期的全球经济很可能再度迎来货币放水，那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在《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银行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国际金融所副所长宗良和宏源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分析师范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QE3对中国偏正面

NBD：美国推出QE3，怎样分析其出台的逻辑呢？

宗良：经济发展一般都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但就算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模式，也不是说就不搞宏观调控。总体上，一定程度上的宏观政策组合调节作用于总供给和总需求，还是能起比较大的作用。如何实现这个组合？这就需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等工具。相比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这几年相对用得不那么多。财政政策本身是要动真格的。要么是减税，要么是增加开支，都是要动到钱袋子。

之所以这些年经济发展中通货膨胀等因素同货币政策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就全球范围来说，高货币投放的政策是很明显的。采用这个政策因为比其他的政策都好用，相当于自己请客别人掏钱。

NBD：这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怎样的影响？

宗良：QE3的出台，可能导致结售汇的顺差有所扩大，外汇占款可能增加。人民币贬值预期将有所调整，可能重新小幅升值，或者至少打平。中国不要跟着宽松，但要适度的宽松。保持合理的状态下，用最低限度货币投放。央行已两次降息，所能达到的目标也达到了，要再降低一次，用处也不大。

范为：美国的QE3会缓解中国的压力。我国外汇储备二季度环比减少，量虽然不大，但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影响。上半年人民币贬值预期很强，长期是一个贴水的过程。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比较难。自从美国搞QE3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预期就在减少，最近开始升值。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有益的。

中国的生产能力极强，但消费跟不上，所以越扩大产能、越搞投资，造成的供需反而越失衡。现在美国搞宽松，对中国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积极影响，因此QE3还是偏正面的。

实体经济需输血

NBD：从现状看，因欧债危机而来的外需下降我们无法左右，美国的量化宽松我们也很难干涉。您认为中国中长期的发展方向该是什么？如何培养自身强大的竞争力呢？

宗良：这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基础设施加房地产，另外还有资源。但工业走到一定阶段，要想再提高竞争力，就会碰到难题。我们的工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在追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综合的基础，但是缺的是最顶尖的制造业竞争能力。

我希望制造业通过结构调整，使我们少量高端的、有技术水平的产品能够打遍天下。基于此，应该鼓励少量制造业，包括民营的制造业企业从事海外收购这类的工作。

NBD：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应如何理顺？

范为：实体经济的利润确实有很大一部分被金融企业锁定。现在真正能够拿得出钱来的也就是金融企业了。像银行的利润占所有企业利润的60%、四大行就占40%这样极端的现象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必须要协调发展，应该把金融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实体企业。

宗良：中国的经济现在是多元化的，未来也将是多元化的。中国有一部分企业要“走出去”，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还有一部分将在国内发挥一定作用。参照实体经济的情况来看，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有的发展过度，还有的却发展不足。过度的需要转移，不足的需要进行补充。各个部分在定位和功能上要明确一些，要形成有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系。

抓住城镇化契机加速农民户籍“进城”

每经记者 胡健 发自北京

城镇化是中国“十二五”乃至更长周期内不能绕也绕不开的问题。当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与潜在增长率中枢下移的趋势初露端倪之时，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更被赋予稳增长与调结构均衡器的作用。

就在本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时指出，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现代化大趋势中思考。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研讨城镇化问题十分重要。”

落子城镇化

面对目前地方政府稳增长的一系列措施，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很多内容都并未急于一时之功，也不是盲目上马，而是与城镇化建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城镇化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刘尚希说，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抓手，不仅可以帮助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社会结构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12）》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如果未来城镇化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

据此估计，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若以人均10万元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推算，仅此一项，就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将面临巨大考验。

相比改革的艰辛与成本的浩大，城镇化顺利进行过程中预期中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十足推动力显然更为关键。

李克强曾指出，扩大内需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新增城镇人口的需求，而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来源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扩大内需更偏重的是扩大农村人口的内需市场。

需综合设计

如何做好这一系统化的综合改革，是财经界近期探讨最多的话题之一。很多问题需要指明方向，很多问题需要厘清认识。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认为，小城镇投资利润微薄，因此投资的顺序基本是一线大城市，然后才是小城市。只有到大城市人满为患了，市场才能向二线城市移出，现在已经基本到了这个阶段。

刘尚希更关心城镇化的真实性，“农民工待在城里头，但如果户籍没有变，那么统计出来的城镇化实际上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城镇化。”

李克强近期指出，城镇化需要工业化带动，也给工业化提供支撑。工业升级需要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与服务业更是密切相关。要做大做强服务业，发挥服务业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活力。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就此分析说，工业化意味着有就业，城镇化并不包含就业，如果人们就业得不到保障，那么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后果就是造就大批游民。“要先有工作，先有工业化，中国城镇化发展才能创造就业，也就是说让大家有活干。”

由此来看，李扬指出未来的城镇化主要指基础投资。这种基础投资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规模，这将给本就缺钱的地方政府造成很多问题。据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罗松山介绍，“十二五”期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50多万亿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由此一来其平均消费水平可增加3倍。“城镇化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化的综合改革，涉及到金融支持、户籍改革、土地关系的改革和一系列的城市规划，这些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大力地解放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