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工业发展思路迫在眉睫

郭文婧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并不新鲜，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已经由西方提出。但最近随着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专题讨论，以及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了一个热词。

实际上，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杰里米·里夫金说“工业革命”必须包含“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通讯技术的出现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讯技术的融合”三大要素，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物联网等不断融合出来的数字化制造时代。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简单地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为“数字化革命”，关注点是数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它将改变制造商品的方式，并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进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纠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本身，可能意义并不大。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学者发表对工业革命的观点，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认为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用煤冶炼铁矿石和纺织工业机械化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蒸汽机、铁路和酸性转炉炼钢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初的电力、化学制品和汽车的发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开展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和海洋开发等新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并指出“工业革命的周期一般为50年，开始的15年是萧条期，接着的20年为大量再投资期，其后10年为过渡建设期，结果导致下一个萧条期的出现”。回过头来看当时西方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观点，似乎并不那么离谱。

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目前主要有三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只是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两个概念的嫁接，它听上去诱人，实际上是一种忽悠；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还难以说新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但以“信息和远程通信”为标志的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和以“纳米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电子”为标志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值得重视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初露曙光，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其实，在信息技术革命刚刚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仅在传统制造业上取得对美国的全面胜利，甚至资本夸耀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尔公司、1975年成立的微软公司，一发力，一联手，日本就不但不得不交出“世界工厂”的宝座，经济还陷入了长期萧条。

如今，中国和当年日本的处境颇有点相似。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不少制造业企业选择外迁。例如，今年7月阿迪达斯宣布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唯一自有工厂的消息时，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关注。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用“再工业化”的概念取代了“后工业化”的概念，美国咬定数字化和新能源三年，成效已经初显。据报道，已有近40%的美国企业准备把工厂从中国回迁到美国，欧盟也正制定相关政策准备迎接相关企业回流。企业回流并非简单的搬迁，而是将运用新的生产技术，实现升级换代。

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线正变得模糊，个性化生产和自动化生产的未来工业生产方式越来越清晰，而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成本将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媒体曾经报道说，一台价格为499美元的第一代苹果iPad平板电脑只包含大约33美元的制造劳动成本，而其中在中国完成的最终组装成本仅占8美元。在今年3月苹果的代工厂富士康展示的Iphone4S生产线，电路板都是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而工人做的主要是装料。装料能不能由机器来完成呢？答案是不言而明的。

值得关注的是，深圳一家生产无线键盘和鼠标的企业雷柏公司，引进了一批ABB公司的工业机器人，结果在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产值增加了两倍多，工人数量则从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这也许是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好的现实案例。

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当下的萌芽、中国工业的处境，都让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传统的工业发展思路难以为继，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无论现在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否成为真正公认的革命，无论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是否真的靠谱，我们都没有了犹豫的空间，必须信其有，并立刻采取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