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我的高考

1977年上半年，有关高考即将恢复的传闻充溢着城市里的大街小巷，而我在听过之后却无动于衷。其实，类似的传闻早在我初中毕业那年（1973年）就已经不绝于耳了，但却无果而终。因此，我更多地相信这次有关高考的传闻只是人们美好的夙愿。汽车修理厂的工作很繁忙，白天紧张工作一天后，下班时已经相当困倦了，躺在被窝里看十几页书，伏在写字台上写几百字的日记，也就成了在那个单一色调的年代里相当不错的调剂。高考于我而言，似乎还只存在于小道消息或传闻的范畴上，并没有更多特别的涵义。

转眼间到了天高地远的金秋时节。一天，邀约一位高中同学到厂子里玩时，这位同学问我听说高考消息了没有，我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看不大可能考。”这位同窗郑重地告诉我，与我们一届的不少同窗，已经在重拾课本、厉兵秣马、跃跃欲试了。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我开始有意搜寻有关高考的复习资料与信息。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工厂广播室的大喇叭里传出新华社发的消息：高考将在年内举行。一时间，高考也成了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我利用手头尚未拼凑够数的教材，匆匆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复习。

众多莘莘学子十年一梦的高考即将姗姗而至，报文科还是报理科，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难题。周围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都主张我报理科，理由大多是我上学时理科成绩较好，而且理科招生数量多，选择专业回旋余地大。学理工出身的二舅还说：“学理工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搞技术比较实在、稳定；学文科如同空中楼阁、虚无缥缈，学出来或是‘万金油’，或是搞政治，不太可靠。”多少年起伏跌宕的政治运动，使善良的人们委实有些心怵之感。

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报考文科。因为自己毕竟已经离开校园两年，而眼下复习时间又来得仓促，理科内容系统，这点时间一下也捡不起来。考理科究竟胜算几何，很是难说。另一方面，近几年自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名著、向报刊投稿，对文科喜爱有佳，无论考文科还是学文科，胜算都应该更大些。就这样，带着对写作、对文学美好的憧憬，1977年深秋时节，我终于坐在了梦寐以久的高考文科考场上。

当语文考卷发到我手里，看到让我们倾诉“心里话”作文题目时，我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了。高中毕业后经历的风雨坎坷、酸甜苦辣，仿佛也一股脑地浮现在眼前。于是，带着一股油然而生的激情，我提起笔来，文思如同瀑布般喷涌而出，自己胸中的理想与抱负，通通化作酣畅淋漓的文字，不知不觉已将整个试卷写满。在作文中，我以较大篇幅描写自己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风雨无阻地去图书馆看书、为报刊投稿，还举出了作曲家冼星海在巴黎学习作曲时挨饿受冻，顽强奋斗求学的例子，抒写了自己愿为未来的事业奋斗拼搏的决心和情怀。

考过语文后，我感觉自己已经有了一些胜算的把握，而在史地、政治等科目的考试中，一些以前在学校里没有学过的题目，都被我用从图书馆学来的知识轻松破解。其中印象较深的是，有一道历史题目考南昌起义的组织发动者，包括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一共五个空，我都一一答了上来，而这些知识，都是我在图书馆读书看报时学到的。因为在那个等于没有大学开放的年代里，中学生所学习的知识也是非常浅显有限的。我在中学里只学习过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而地理课几乎就没有上过。

1978年初，录取结果揭晓，我被某大学哲学专业录取。作为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的考取给家里增添了光彩，也给弟妹树立了样板。在尔后数年中，我的妹妹考上了师范院校，弟弟被北京大学录取，我们兄妹三人先后考取大学的故事，成了我们那一带邻里间街谈巷议的一段佳话。三十年后，再回想自己当年高考的经历，似乎是那样简单、那样轻松，但在当时整整十年的空白之后，1977年的那一次高考，却不知使多少人劫后重生，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