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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不恨晚

每经网 2011-08-12 19:40:11

  宋思艰/ 文

  爷爷离开我快三年了,但我感觉每天想到他的次数比想到任何人都更多,因为他和我在一起生活了23年。人的一生,有几个23年?

  转眼间“七月半”快到了,它又被称为“中元节”,我想这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时刻吧,因此再度强烈地回忆起他来。

  该怎么去描述他的一生呢,既平淡也坎坷?又如何去形容他的性格呢,讲义气又倔强?想来想去,还是写写他的流水帐吧。

  从军的时光

  他从小生活在成都附近农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据他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是有点“悬壶济世”精神而非只知道赚钱的医生,因此收到过病人送的一个匾额:惜不为相。有一次,曾祖父的邻居得了霍乱,邻居的家人来敲门,希望他去诊治,这时曾祖母死活不肯让他出去,但他还是去了,结果是:把别人的病治好了,但自己染上了霍乱,去世了。那时,爷爷只有7岁。爷爷给我讲,当时他听说只要咬住曾祖父的脚趾就可以留住性命,因此他还曾后悔当时没有咬紧了。

  曾祖父去世了,曾祖母就一直守寡抚养爷爷成人,并且终身未再嫁,这一点是爷爷一直感念不忘的。爷爷小时就显得活跃、调皮也有主见吧,冬天会下河叉鱼、夏天哪怕挨打也要去河里游泳。他15岁那年,决定一个人上成都去读高中。当时“双十”阅兵观礼,会邀请各学校代表,他也受邀观礼,他看见那军容壮大、炮车隆隆,热血沸腾,于是决定报考黄埔军校。1941年,他考入黄埔军校17期1总队。他考军校的初衷是为了在抗日战场上杀敌,可惜的是,他毕业后被分配到20军司令部任职,因此没能亲上战场杀敌。他将此视为一生憾事,但后来别人问及时,他从不避讳这一点。作为孙儿,我很钦佩这种诚实。

  1949年,他随部队在成都金堂起义了。据他讲,起义时,接管干部来讲话,有些人不服气,说:要不然我们再打一场试试?因为他们的部队败绩很少。爷爷本来被留在解放军任团参谋,但毕竟是“曹营”过来的人,他当时可能 是受不了一种若有若无的“另眼相看”吧,最后自己主动离职了。

  他很少给我讲过去的历史,更很少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但我曾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我29岁就是中校,那么39岁、49岁该是什么呢?”

  挖煤的时光

  他离开部队后,在重庆做过很多事情,包括下苦力做挑夫。他应该是很好强的人吧,哪怕是绑一块石头他也会仔细研究出一种捆得最结实的方案。后来,他参加了教育局组织的知识分子考试,当上了老师。他在当班主任期间,将一个几任班主任都没有治理好的后进班,变成了地区先进班级,当时报社要来采访他,结果他被调到其它学校去了,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在重庆澄江镇嘉陵地区被认为是发现了大煤田,当时什么都讲小而全、配套,他们这些老师自然也有用途,他也报名去了。但后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会由老师变成了井下的煤矿工人?我曾追问过他,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反问了我一句:“我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前途呢?”

  那个煤矿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这我后面会讲到。虽然他自认没有前途,但实际上,他表现得和其它矿工非常不同,别人下了班由于太累,也许就呼呼大睡了,但他会认真看书、拉二胡、拉手风琴和小提琴。他说,解放前,每当新出一首歌,他都是会唱的。多年以后,他在参加一个活动时,还和一位老上海聊到了以前的流行歌曲,提到白光,他们共同唱起了“鼻音歌后”白光的歌《相见不恨晚》。他当时回家之后,也给我描述了这个细节,还即兴给我唱了一句,那“相见不恨晚”的发音是很俏皮的。

  但别以为他就是个文化人了,有个矿工曾经很看他不顺眼,多有讽刺,有一次,他们都在铁轨上推煤车,矿工在前,爷爷在后。当时太阳暴晒,体力消耗都很大,前面的矿工速度慢了下来,而这时爷爷却快速推着车,不断去顶前面的人。那矿工有些不满,问爷爷干嘛那么快,爷爷回答: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能慢?

  带小孩和当编辑的时光

  我在3岁时,被父亲送到了煤矿爷爷那里,那时他已退休了。矿上的领导看到我父亲把我送去,就说:怎么能让一个退休的男同志来带孩子呢?爷爷却说,是他自己主动要求带我的。我对3岁时的记忆比较模糊,但对当时和爷爷的印象却不曾忘记。我被带到煤矿后,大人们谈话,我就到处乱跑,后来藏在一家人的厨房门背后。爷爷来找我,想拉我出来,我却野性大发、朝他乱吐唾沫,他也不以为意。最后,我父亲离开了,爷爷连续几天带着我去看田里的耕牛,那时很小,没见过牛,所以看着看着就慢慢安静了下来。他为了消除我的陌生感,牵着我的小手带我逛街,结果我很顽劣,把别人做美发的罩子掀起来,或者路过水果摊一只手横扫过去,水果落地,他都代我道了歉。

  不过安静下来了,日子也就不是那么好过了,他开始要求我:吃饭时必须首先吃蔬菜而不能先吃肉。我当时吃蔬菜吃得想吐,但吐了之后也还是要继续吃。随着我渐渐成长,规矩就更多了:白天不准躺在床上、烧水要把水壶放于灶具正中。更让我恐惧的是,他从唐诗、宋诗当中选出一些,重新手抄过,剪辑成小本,平时让我每天早上朗读,而且还必须读得“音琅琅然”--这是袁枚《祭妹文》里的话,他很欣赏。那时经常停电,一停电他就让我背诵他的“手抄本”,背不上来会挨打,所以,我对停电抱有一种特殊的恐惧。

  他带着我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但是由于和婆婆(我把父亲的妈妈叫做婆婆)关系不好,一直不愿意回成都,就不定期地在他的朋友家住。他曾很得意地说:苏秦曾有六国相印,而我有“五管键”--意思是五家人的钥匙。这些朋友因为信任他,所以把自家的钥匙也给了他一把,没把他当外人。

  不过,人毕竟越老越希望有家的温暖吧,他还是回到了成都。那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分支机构,他就进去当了会刊的编辑,一干就是10年。说起来我还当过他的小助手,他校对过的文字总是要我再看一遍,然后他再继续校对。我看多了自然就烦,问他为什么要让我看,他说是对我的锻炼。更要命的是,那时书报杂志主要还是铅字印刷,出了错不容易改。他让人把两千多本会刊从印刷厂拉到单位,然后带上我,让我将每本杂志有错的地方翻出来,然后他用铅字蘸上印泥,盖到错字上。他要盖两千多次,我也就要翻两千多次。

  最后的时光

  爷爷一直认为自己身体很好,长期不吃药不检查身体,结果,2006年,他终于不能忍受病痛,我陪他去医院检查,他被确诊为皮肤汗腺癌。我一直忍着没有告诉他,但后来当我想要劝他接受一些手术治疗,他觉得是小毛病不同意时,我急不择言,说出癌症二字,看着他惊讶的眼神,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关系都不太好,是因为当年的严厉教育之故吧,甚至他曾为了儿子一定要抽烟之类事情,就说出要“断绝父子关系”。因此他住院时,我问他是否通知我在外地的父亲和我的幺爸,他拒绝了。但最后我还是通知了他们,当幺爸来看他时,他却紧握住幺爸的手不放,说:“我的儿子终于来看我了。”那时我很内疚,也更明白了:无论多么坚强的人,都是需要亲情温暖的。

  他还是走了。他以前每年都会带我回到曾祖母的墓地扫墓。在他病中也没忘记让我代他回去。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因为,他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牵了很多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在他臂弯里睡着了,他宁愿自己手被压麻了也不吵醒我。谢谢那双给我遮风挡雨和细心培育的手,“相见不恨晚”,我珍惜和他这辈子做亲人的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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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刘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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