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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中国如何走向“金融大国”?

2011-05-15 08:33:17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是资本市场市值、银行资产规模、金融体系建设宽度,还是从拥有世界最多储蓄的社会大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上,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屈指可数的金融大国“第一阵营”。

“制造大国”仍是“金融小国”

    尽管如此,中国目前还是没有改变“制造大国”和“金融小国”的身份。因为金融大国拼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实力;金融大国拼的是差异化的创新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完善制度与有效监管能力,而不是标准化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低附加价值价格竞争;金融大国拼的是波动中抓住瞬间即逝的投资机会和控制风险能力,而不是靠价格管理来赚稳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续费。

    显然,目前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还没到位,这确实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来弥补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缺陷。因此,如何尽快强化我们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将决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和未来健康发展的模式。

须解决以“钱”养“钱”问题

    其实,不管怎样,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我国的金融体系还是具备了一些促进未来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首先,“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实现,一批数量虽少、资金实力却十分雄厚的中高收入人群开始涌现,市场对高水平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如果此时的金融创新步伐能够很好地吸收这批流动性,并能迅速配置到最有潜力发展和收益增长的投资项目上,我们就不会为资金过于集中在楼市或股市而烦恼,更不会付出昂贵的行政管理代价来控制价格上涨问题。

    其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全球流动性泛滥所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面前,已经出现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资本,因为无法转嫁成本而退出了自己擅长的实业,进而把产业资本带进了灰色的金融系统:有些民营企业家做起了靠价差盈利的金融业务;集资、高息放贷或炒作地产和大宗商品的现象屡见不鲜。虽然靠价差赚钱的投机模式屡屡得手,但是这样的资本运作,丝毫不能改变中国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

    为此,能否引导这批资金从现在纯粹以“钱”养“钱”的方式,转变成支撑中国大学生、海归学子回国创业的基金,这对抗衡成本推动型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显得十分关键。比如,中国政府应该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在建立遗产税、资产交易税的同时,也应该给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实施减税和非营利性风险投资项目的免税优惠,引导企业家将自己的经验和资本传承给年轻有为的下一代,而不是将积累的资金和自己的孩子都一起无奈地带到国外去。总之,重视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提高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效率,将是我们为“做强金融”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保住“制造”再谋“金融”

    一般情况下,选择风险最小的走向金融大国的路径是:先理顺国内价格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尤其是要强化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功建设;在完善的制度和监管措施的支撑下,让谋求高收益的金融资本能有很好的、值得资助的“标的”项目;然后再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差异化的市场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继而推进金融市场内外开放,增强市场的流动性、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把人民币推向国际舞台。否则,好高骛远,急于求成,反而会断送改革开放30多年给我们创造的丰硕成果。

    我们要清楚的是,由于到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以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的方向。前车之鉴便是东亚几个率先发展起来、却在几次金融危机中屡屡受创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等。因为这些国家既想通过稳定的汇率制度来保住自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又想通过资本市场开放来实现金融大国的目标,结果让投机资本乘虚而入谋求暴利,而这些制造业国家却都陷入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中。他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我们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其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一种智慧的“公平方式”拿走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宝贵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人人都在做金融大国之梦。但是,中国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我们最终会意识到,“破旧”的同时如果无法迅速“立新”,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能够依托的生存环境。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我们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只要把工作做到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而当我们要去比较到底哪个东西更好,即是发展制造业好还是学美国做金融大国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好时,我们就很容易去丢掉能做好的东西,却得不到别人擅长的东西。

    总之,盯住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保持自己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并不断完善这一环节,等到条件成熟后,我们再循序渐进,争取做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这才是中国今后最重要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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