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天里的武汉滞留者：有人打算回家“啃老”，有人担心回去被歧视

每经记者 李少婷    每经编辑 陈俊杰    

滞留武汉60天，刘全有辗转5天回到了贵阳的家，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后，他被要求自费集中隔离，直到武汉正式解封时，他仍然在隔离期内。

刘全有是名副其实走出武汉的。尽管离汉通道正式开放是在4月8日，但政策“空隙”早在3月22日已经打开。那天，他看到滞留人员的群里有些朋友开车上了高速离开，赶紧约上了滞留群里的两个朋友，第二天，朋友的亲戚开车将三人送到武汉黄陂和孝感交界处，他们三人结伴走到孝感境内，出发前约好的车再来接上他们，此后一路顺畅。

经历了焦躁、愤怒、无奈，滞留者终于盼来了4月8日正式解封的消息，但似乎没有多么令人喜悦。滞留期间，有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一家三口生活费花去5万，他们还担心回归原社区之后，是否会因为从武汉回来受到歧视，分歧的弥合需要在解封之后解决。

武汉地铁恢复运行首日，出站的旅客满脸带笑 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卡口”松动，立刻出城

为了陪年迈的亲戚过年，刘全有在春节前的工作结束后便来到了武汉。得知“封城”时他将新闻截图发了条朋友圈，他想，既然是“暂时关闭”，大约春节之后就可以离开了。地处武汉的远郊区黄陂，“封城”没太影响刘全有过年的心情，他自认是个乐观的人，几乎从没把困难放在心上。

但初八开始，足不出户的生活令他感到憋闷。20天后，他的睡眠时间锐减，从最初的十小时缩减至四、五个小时。焦躁的情绪也在他所在的滞留人员微信群内蔓延，失眠、昼夜颠倒常在滞留人员之间出现。

何时解封以及如何离汉，是滞留人员微信群中最重要的话题，人们将群内备注改为“几人+有/无车”，几乎随时准备着出城——看病、探亲、旅游、转车、误入，他们与武汉是短暂结缘，2月底随着各省份复工，工作和生活等现实问题让他们难以忍受没有明确日期的等待。

工作上还有项目等着刘全有去处理，滞留期间收入基本为零，他迫切地想出城，“是谁都不能安心继续等下去”。
这不是刘全有第一次尝试走出武汉，他是个“行动派”。3月初，他曾往河南信阳方向试图徒步离开武汉，但在筋疲力尽走了50公里后被巡逻警车拦下带回，他又被送回了亲戚家。

武汉“卡口”松动是在3月22日，当日晚间，湖北省内外人员返汉、省内人员离汉政策发布。原则上，滞留人员离汉通道并未正式开通，尤其省内外的公共交通途径没有恢复，但省内人员流动就意味着可以曲折出城，一些有车的滞留人员率先上了高速。

迫不及待的部分原因在于害怕“卡口”再次紧缩。2月24日时，“武汉发布”先后发布两条通告，先是在17号通告中提到“滞留在汉的外地人可以出城”，但发布3个半小时后这条通告被宣告无效。滞留人员担心错过了这个机会还会被继续滞留更长时间。

“解封”的消息是在3月24日正式发布的。此后，部分省份已经开始分批次接回滞留人员。刘全有先从孝感搭车到了长沙，再从长沙到了目的地贵阳，到达时已是28日。彼时，北京已经多日分批接回了上千名滞留人员。

担心回到原社区被歧视

“你还是好好呆（着）吧，你是第一个武汉出来的，自己怎么出来的心里没点数吗，武汉通道原则上是没通。”刘全有所在的黄陂是低风险区，所在社区属于无疫情社区，他几次希望凭借绿码解除集中隔离，但未能获准。

疫情防控的形势已经趋稳，核心区武汉都已经开始复工复产，但近日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以及个别地方出现湖北返回人员新增病例的情况，令公众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即便是北京市统一接回湖北返回人员，一些社区内仍有业主要求公布返京人员具体门牌号，以便监督。

“我觉得我们回去以后都要花好久才能融入我们当地的生活，刚开始也是肯定要受排斥的。”王芳一家三口因给女儿看病滞留在了武汉，70多天来，他们换了两家酒店，一直等待着解封的消息。

王芳甚至很怕看到专家在电视上讲话，比如预测疫情大概什么时间能够结束，她害怕马上要到眼前的希望又会没有了，“甚至有人讲要到6月底，那个时候我真是觉得眼前都是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

王芳一家没有车，打算4月8日“解封”之后再走。“现在我们主要考虑的是避免和人群接触。”她琢磨着租一个车自驾回家，因为滞留期间一直休息不好，加上女儿身体仍在恢复期，高铁上人多又空间密闭，她担心一家三口的抵抗力不够好。

滞留人员中，有车的大部分都离开了，留下的大部分是没有车的，等待8号解封，或者是家庭情况比较复杂，人比较多，担心回去之后的隔离费难以负担。

王芳也还没搞清楚家里的隔离政策，她所在的省市都说不需要隔离，但区里说是要求隔离，她曾拨打社区电话，社区书记说还没见到文件，她准备过两天再问问，如果需要自费隔离的话，他们一家三口的费用恐怕也不低，而在武汉的这段时间内，他们一家三口的住宿吃喝花费已近5万元。

无奈回家“啃老”

李良是因为在武汉转车意外滞留的，他在珠海打工，为了省些路费没有选择直达车，武昌站是他回家路上的中转站。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武汉，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已经打工五年了。珠海的这份工作是他的第三份工作，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份工作收入可观，同时生活成本不算高，他可以存下一些钱来。

在武汉滞留的76天里，他花了10000多元。租住的民宿100元一天，占去了大部分成本，吃饭大多靠榨菜和面条。3月初时，他借了个电推剪，给自己剃了个只留发茬的“光头”，因为洗发水没有了。

李良曾申请过滞留人员补贴，但最终没能获得补助，这项一次性补贴3000元的补助政策细则不清晰，被滞留人员认为门槛过高。“现在得靠自救。”李良在3月初曾找到过一个志愿者工作，那是他当时想到的唯一的收入渠道。但他还没搞定健康证明，对方的岗位已经招满了。

“现在出城没意义。”李良得知解封的消息时，仍在寻找工作机会，珠海工厂给他发了70%的工资，这笔钱让他的滞留生活得以延续。但一周之后，李良改变了主意，武汉的工作并不好找，他也没钱常住。

回家“啃老”成了他目前的选择，他打算下半年再出来找工作，这两个月在家寻觅下工作机会，但找工作的人密密麻麻，他没有什么把握。“怎么办呢。”李良总是重复这四个字。

李良正在等待他在网上订的夏季的衣服，武汉已经二十多度了，他身上还是冬天的衣服。物流有点慢，他催了商家，衣服不到他没办法订回家的票。“看了一下，（车票）77块钱，涨价了。”李良说。

应受访者要求，刘全有、王芳、李良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