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盘各大国际电影节40年 马可·穆勒详解“完全手册”…

每经编辑 丁舟洋 实习生 徐程    

每经影视记者 丁舟洋 实习生 徐程

每经影视编辑 温梦华

平遥电影展间隙，在通往专访室的短短百余米路程中，马可·穆勒数次被年轻的中国导演们拦下来。

“马主席，可以跟您聊聊吗？”面对这些迫不及待的询问，马可·穆勒均爽快答应，并不断嘱咐同伴安排时间。同伴悄悄拉他：“不能再答应了，您真的没时间了。”马可·穆勒扭转头坚定的说：“见中国新导演，我当然有时间！”

操盘国际电影节40年，这个被认为“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第一人”的意大利老头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电影发烧友。“没有中国电影，就没有我这个主席。”

▲操盘国际电影节40年的马可·穆勒，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电影发烧友（图/视觉中国）

早在1978年，马可·穆勒就策划了全球首个中国电影展，从张艺谋、陈凯歌到姜文、贾樟柯……每一代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电影人都与他有着不解之缘。卸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的几年时间里，他的工作重心仍是中国电影。贾樟柯力邀他担任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在马可·穆勒的张罗下这个新锐电影展将目光聚焦中国电影新生代。

而筹办电影展着实考验智慧，从哪筹钱？选片的尺度怎样把握？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如何同时实现？马可·穆勒向每经影视（微信ID：meijingyingshi）记者详解了操盘秘笈。

·光靠卖票养不活电影节

【“做主席难，做电影节主席更难，做三大艺术电影节的主席难上加难。”马可・穆勒早就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过这句调侃，而他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句玩笑背后的压力。“钱从哪来？”是电影节“大家长”每年都要面对的焦虑。】

每经影视：您担任过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的主席，办艺术类的电影节对电影产业是件好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件烧钱的事情，电影节、电影展应该从哪找投资？

马可•穆勒：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诞生，1939年戛纳电影节创立。彼时，这些电影节的主办方都是来自旅游业、酒店业的公司。那时候他们为什么要投钱举办一个全新的电影节？因为他们觉得酒店的旺季太短了，发现办电影节是个延长旅游季的好办法。为什么威尼斯是8月底9月初？因为那个时候旺季结束，戛纳为什么在5月份？因为它在复活节和暑假度假期间。都是这个原因。

但后来另一批人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创造另一种电影节，旨在于补充发行系统所缺少的影片，为了满足产业和观众对艺术类影片和多元化影片的需求。而这种电影节是最难找钱的。

比如我在威尼斯电影节当主席的时候，会专门去找一些品牌方，在影展中新创造一个奖，这个奖项与主竞赛单元无关，但可以给予他们单独冠名奖项、活动和晚会的曝光机会。这是我发明的一种办法，一直到现在也还在用。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去跟一个大的公司说“是不是可以出钱修复一些老电影”，影展中展映修复影片时第一个logo就会是你们的。我发明之后，我看上海国际电影节也经常用这种方式。

▲2009年9月，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中国影片《斗牛》首映礼，管虎、黄渤和马可·穆勒一起出席助阵（图/视觉中国）

每经影视：所以威尼斯电影节之前有经历过旅游公司来主办，后来就需要你们自己去跟品牌方谈赞助？

马可•穆勒：是的，政府也会给一些钱。

欧洲电影节一般的情况是，政府最多给到40%~50%的钱，不低于一半的资金是来自民间的。电影节本身也无法靠卖票来实现收支平衡，主要还是要靠商家赞助的方式。

每经影视：找投资困难么？大家愿意给钱吗？

马可•穆勒：威尼斯不困难，洛迦诺也比较容易。我当洛迦诺电影节主席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电影屏幕面积扩大两倍，然后我就跟赞助商说，每天晚上每场电影1万观众，欧洲最大的露天电影屏幕第一个画面播放的是他们的广告，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效。

·“我不会考虑不打动我的电影”

【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马可·穆勒充分施展自己在欧洲电影界的号召力，为影展搜罗了不少刚刚在戛纳、柏林崭露头角的艺术新星。而影展的选片既要注重艺术风格又要顾及普通观众，还必须把握住内容不越界的审查尺度。】

每经影视：怎么和贾导谈起的办这个电影展？

马可·穆勒：我跟贾导是老朋友了，从他的第一部电影《小武》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我看到非常惊喜，告诉他一定要保持联系。后来我想办法把他的《站台》拿到威尼斯去放映，还给他做了这部影片发布会的翻译。

贾导在两年前跟我说起，想办这个电影节。他说他除了拍电影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去跑国际电影节。那为什么不能在家乡山西办一个国际电影节。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能创造这个条件，能找钱、找政府的支持。那我可以保障邀请到国际范围内的优秀电影来参展。

▲2017平遥电影展马可·穆勒（左二）和贾樟柯（右一）合影（图/主办方供图）

每经影视：的确很多导演都说他们来参展是收到了您或者贾樟柯导演的亲自邀请。您选择参展影片的标准是什么？

马可·穆勒：发出影片的邀请主要是我，产业和公司方面的邀请主要是贾导。

至于选片的标准，首先这部影片的道德概念和社会内容必须是比较高的，然后我的标准就是从感情出发，我不会考虑那些我看了以后不打动我的电影。

在考虑平遥电影节的目标观众时，我和贾导商量，艺术类影展的观众偏文艺青年或者影迷级的观众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我同时也希望广大普通观众能从这个影展中找到一些他们看得懂、喜欢看的电影。所以我们也会吸收一些艺术感气息比较强的类型片，比如动画电影《大世界》。

每经影视：为了保障“安全着陆”，无论是国内外的电影节，所有参展的中国影片都必须拿到“龙标”（公映许可证）对吧？

马可·穆勒：那当然。我们从5月的时候，就开始看他们制作中的工作拷贝，那时候我们看中的一些影片有的还没拿到龙标，我们就持续跟踪它们拿龙标的进展，等到9月它们的龙标批下来了，也正好到了我们发布参展片单的时间，时间刚刚好。

对于在发布影展信息时还没拿到龙标的优秀电影，我还有一种方法。比如威尼斯电影节贾樟柯的获奖影片《三峡好人》，我看了以后马上问电影总局，你们觉得这部电影会让通过吗？他们说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我就先不把它列入电影节的展映名单中，如果我们在电影节开始后它的流程走完了，拿到批文了，那我们就给电影节加一个surprise film（“惊喜影片”），临时加映一部。在中国主办的电影节放映国外电影节，则通过电影局或者当地宣传部的审查，这样就可确保没有问题。

·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中国选片

【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马可·穆勒的青春在中国度过。如今他仍能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有时他想不起某个词该怎么说了，记者看他苦苦回忆，建议要不别说中文了、用英文吧，他仍坚持要讲中文。】

每经影视：为什么当初决定来中国留学？

马可·穆勒：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想来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看看，而且上世纪60年代西方很流行中国的佛教、禅宗思想。1974年，我来到辽宁大学研究群众文艺，从那时候开始看了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但我并不太喜欢。

1977年春天，我从辽宁大学转到南京大学，我还记得在南京的一个篮球场上看了一场露天电影——谢晋导演拍于1962年的《红色娘子军》。我觉得太棒了，他把中国电影传统与苏联电影、西方电影结合了一起来，我一定要去研究他。

两年后，我申请到了对谢晋导演的详细采访。那之后，谢老就变成了我的老师。

▲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对马可·穆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图/豆瓣）

每经影视：是怎么走上电影策展人这条路的？

马可·穆勒：我回意大利后，在大学里研究民族音乐，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当时我还是助教，授课一年后，教授跟我说明年要换一个国家来研究。而我还是想继续做中国方面的研究，于是就没再那待下去了。

事实上我1978年刚回到意大利时，就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电影的展览，但那时候条件还并不理想。于是我就自己创立了一个电影节，现在叫“都灵电影节”，我组织了135部中国电影展映，有130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前来报道。

1980年第一部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内地影片，你知道是哪部吗？是改编自曹禺话剧的电影《原野》，由叶剑英的女儿凌子导演，是我将它推荐到威尼斯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威尼斯几乎每年都有至少一部内地电影参展。

▲改编自曹禺话剧的《原野》，是1980年第一部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内地影片（图/豆瓣）

每经影视：听说您在张艺谋那批导演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们了？

马可·穆勒：这要感谢凌子，张艺谋是1978年入学的。1979年，凌子请我一起去看几个电影学院的学生作品，我去了一趟，看到了张艺谋、田壮壮的学生作品。我看了以后就对他们说：“我们从今以后一定要保持联系，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这批导演的电影推广出去。”

每经影视：您现在经常呆在中国吗？

马可·穆勒：瑞士知名建筑设师Mario Botta建立了一所欧洲很先锋的建筑学校，2000年他来找我想让我在学校教课。我给他们开设了电影美学设计这门课程。

所以我每年有一学期的时间待在欧洲上课，另一半的时间我在中国选片、看电影、与创作者和发行方交流。其实在欧洲的时间我每周也有三天会看电影，每年集中在中国的时间则巩固我的选片工作。中国电影打动我，每个年代都有优秀的新锐中国电影人让我看到新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