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玉米收储是改善农业供给侧首场硬仗

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

2月5日，2017年的“一号文件”正式出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拓展到农业可谓顺理成章，亦在外界预料之中。

显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单兵突进的改革，而是贯彻农业全产业链条、全产业领域的系统性、整体性的调整变革。或者说，它不只是一场硬仗，而将是一场接着一场的硬仗。

2月6日，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唐仁健表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硬仗，就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去年10月，汪洋副总理就强调，以“市场定价、价补分离”为核心的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硬仗。

问题是，为什么第一场硬仗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

因为它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现有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正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根源所在。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而玉米收储制度的问题最为明显。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列举的数据，2015年我们粮食缺口500亿斤，却进口了2500亿斤；去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为1875.6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为460多亿美元。

显然，这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201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止步于十二连增，比上年下降0.8%，但仍然达到61624万吨，是历史第二高产年。但玉米、稻谷阶段性过剩特征明显，小麦优质品种供给不足，大豆产需缺口巨大。

这就不难理解，2016年中国进口大豆8391万吨，再创历史纪录。也就是说，国内市场缺的是大豆，但我们增产的却是玉米。

这就是《意见》所指出的，当前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为什么农民愿意更多地生产玉米？因为有利可图。在原来的玉米收储制度下，玉米价格最高定到每斤1.12元，高于其他粮食作物的收益，农民当然愿意舍大豆而种玉米。但这样的价格是不可持续的。玉米价格越高，农民就种得越多，粮储企业收得也越多，亏损也就越严重。毕竟，粮食市场是放开的，消费者不可能因为收购价格高，就支付更高的价格。据报道，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2014年政府政策性收储的玉米占到了88%，说明结构性的问题扭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其实，不只是玉米，另外两大主粮水稻、小麦在国内主产区与主销区出现价格倒挂，而且国内价格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已经充分市场化的需求，包括一些加工企业，当然宁愿进口替代，而不会做亏本买卖。这就产生了所谓高产量、高进口和高库存并存 的“三高”问题。

这只能说明，现有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特别是玉米收储制度，未必能很好地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功能，同时也难以适应农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已到不得不改的地步。

当然，改革玉米收储制度，未必就能增加大豆的生产。国内大豆产量的降低，更多地是受到国外大豆生产技术进步、成本降低、产量增加的冲击。改革玉米收储制度的本质，在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多地让市场去决定种什么、种多少，进而促进全产业链条和全产业领域结构性的调整。

牵一发而动全身，玉米收储制度改革的标杆意义也正在于此，它可能意味着农村市场化改革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众所周知，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可谓息息相关。作为农村改革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一个结果，1995年最终取消粮票制度，长达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彻底结束。而1990年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应对的是农民的卖粮难带来的周期性波动，并催生了现有的各项粮食收储制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农业，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开刀，不是历史的轮回，而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它要打开的可能不只是农村的局面，而是中国经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