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低生育率也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数量红利消退将激发高技术产业替代速度

每经记者 张怀水    每经编辑 陈旭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2015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数均在1600万之上。2016年，“两孩”政策实施后，当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

然而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出生人口出现显著下滑，2017年~2021年分别为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这意味着，近5年来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正以平均每年超过100万的水平持续减少。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可能来得比预期更早。

政策干预能否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老年化加速将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平衡人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带着上述问题，1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进行了专访。

王小鲁 图片来自受访者

经济干预难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NBD：您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不断放缓的现象？此前有专家探讨设立生育基金，经济干预能否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王小鲁：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在某种意义上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挑战。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有其特定原因，但主要还是一个正常的人口结构转型过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们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个人口转型阶段。这个转型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是既有挑战，又带来新的机遇。例如，人口不再快速增长了，甚至不增长了，对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开发的压力也就减轻了。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

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来得太快太猛，确实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高龄老人的赡养问题等。所以，从当前来看，应当就防止生育率过快下降采取必要的措施。

但用经济刺激的办法促进生育，尤其如有的学者提出增发货币作为鼓励生育的基金，在我看来并不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好办法，这解决不了一部分人不敢生、不愿生的忧虑。原因有三：

第一，货币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发展。一个国家货币的增长要和经济的增长相适应。我们不能什么问题都在货币政策上打主意，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部门性政策调整，不是货币政策应该承担的职能。如果各种部门政策都由货币政策来承担的话，必然会损害经济的稳定和长期发展。

第二，人口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都需要遵循其自身规律，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如果不尊重这些规律，不研究人口变化的内在原因，就可能造成政策的左右摇摆，这不利于人口的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目前人口出生率下降过快，还有其特定的原因。只有找对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拿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办法。

NBD：在您看来，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需要从哪些层面发力？

王小鲁：目前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和养育孩子的成本高、负担重，特别是加上城市高房价、高房租的压力，确实使很多年轻人不敢生育、不愿生育。这是造成当前生育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对城镇外来人口而言，这个问题更突出。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7%，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4%，换句话说，现在全国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居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没有城镇户口的，也就是超过2亿多常住城市的人口没有获得城镇户籍。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城镇劳动者，在现在城镇的4.6亿就业者中，他们占了一半以上。而在4.6亿城镇劳动者中，有约1.3亿人没有享受到职工养老保险，1.2亿人没有享受职工医疗保险，2.5亿人和2亿人没有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未享受城镇社保的基本是没有获得户籍的新城镇居民。他们也没有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覆盖范围。他们忙于打工，但在城镇没有稳定的家，很多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子女难以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享受不到托幼服务，将来生了孩子还是没有城镇户口。

面临这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生育意愿当然很低，主要是不敢生。

因此从根本上讲，只有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城市户籍、住房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孩子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才能解除他们不敢生育的后顾之忧。

我认为，大幅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加大力度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包括对低收入常住居民的住房保障覆盖，一视同仁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改善养老托幼服务，是解决当前生育率过低问题的关键。

图片来源：新华社

人口数量红利的消退将激发高技术产业替代

NBD：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3000多万人。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这是否会影响到未来经济发展？

王小鲁：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速度比较快，势头比较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就没有年轻人，就只剩下老年人了。实际上，这只是不同年龄的人口结构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一个变化过程。转型后期，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至于人口数量红利消失、劳动力减少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我认为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判断。

比如在一定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口数量红利的依赖程度是很高的，劳动力数量甚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对这部分产业造成影响。

但仅仅用数量理解人口红利过于简单了。除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还有人口质量，也就是人力资本。从长远看，高人力资本是更大的人口红利。

如今，我们正面临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这一革命正在大量替代简单劳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意味着很多人能够做的事都可能被机器替代。

因此，人口数量红利的消退将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产业替代速度，并促进提高效率。反过来，这些技术要发展，也需要更多高科技人才和受过良好专业技能训练的新型劳动者。

这说明经济对简单劳动力、对某些类别人力资源的需求是在下降的。但另一方面，很多产业对普通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要求提高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这将带来另一个话题，就是在人口结构转型期，我们应该在关注生育率的同时，更要关注人力资本的培育。

NBD：从国际经验来看，也并非人口越多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平衡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王小鲁：我认为总体而言，当前的人口形势与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还是比较匹配的。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在减退，现在社会更需要的并非廉价劳动力，而是靠人力资本、技术、人才支撑起来的新产业。

因此，人口增长放缓对经济发展而言，并非全部是挑战，同时也会带来新的机遇。

要优先解决人力资源供求结构性错位

NBD：如何通过政策调整，让人口结构转型过程与经济发展相互适应？

王小鲁：人口政策在关注生育率的同时，也要重点关注人力资本培育的问题。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简单劳动被替代的趋势越来越强，甚至一部分复杂劳动也会被替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并不是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就业岗位不足和人力资源供求结构性错位的问题。

一方面，相当数量的人找不到工作，包括不少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有些快速发展的行业又找不到适用人才。这就需要我们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使其适应时代的要求。就目前来看，至少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没有能够完全跟上产业和时代的发展趋势，需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NBD：如何解决您所说的结构性错位问题，未来人口政策调整的发力点在哪里？

王小鲁：要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几方面来综合考虑。

首先，在教育上，要适应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大力发展适用的职业教育，同时教育要改革，要满足社会的需求，走多样化发展、多渠道办学的道路，避免僵化教条，鼓励创新型思维，培育各种各样的创新型人才。地方政府还应当把给进城农民工子女提供同等教育机会作为重要职责。

其次，政府的支出结构也需要改变，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费支出，把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为扩大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保证。

第三，城镇户籍改革要加快，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很多城镇常住人口得不到需要的公共服务、未能纳入社会保障覆盖。我们首先需要促进新城镇居民在城镇安家落户，放开绝大多数城市入籍的限制，并且保证新城镇居民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第四，我们的收入分配还需要改善，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合理缩小收入差距，加强收入再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减轻普通劳动者家庭的生育和养育负担。

封面图片来源：新华社